法律方法與法學教育

時間：2022-10-26 05:21:19 法律畢業論文

法律方法與法學教育

　　法律方法是法律適用中所要應用到的各種方法,它是法學產生和存在的基礎。下面是小編準備的關于用途法律方法的論文，歡迎大家借鑒!

法律方法與法學教育

　　摘要：法律方法的教育對于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和提高其實踐能力都具有重要意義，但我國法學教育中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考試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著一些缺失或偏差，不利于法律方法教育與實踐型人才的培養和選拔，為此需要通過法律方法類課程的增設，以及教學方法和考試內容及方式的改革來促進法律方法的教育。

　　關鍵詞：法律方法;法學教育;法律思維;法律實踐

　　一、法律方法在法學教育中的作用

　　1、培養法律職業思維

　　所謂法律方法是站在維護法治的立場上，根據法律分析事實、解決糾紛的方法。它大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法律思維方式;二是法律運用的各種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1]法律方法的教育對于法律職業者的培養具有重要意義。對此，中外的許多法學家都有過精辟的論述。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認為：“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在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2]林立先生也高度評價法律方法對于培養法律人的重要意義：“法學方法論及法律哲學若是對一位只想追求當一名目光如豆的‘法匠’而不想當法學家的法律人而言，必定會被他人認為是沒有必要重視的學問;而他也永遠不可能知道，這種基礎法學的涵養對培養一個風骨卓然的法律人及偉大而有深度的法律文化有何等的重要性。”[3]

　　隨著法律的日益形式化和理性化，法律方法也朝著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成為一種需要專門訓練才能掌握的職業方法，法學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養學生運用法律方法，養成“法律人的思維方式”，因為這是他們在未來成為法律職業共同體一員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因此法律方法的傳授和培養當然地成為了法學教育的核心。法律方法的傳授及其素養的形成制約著整個法學教育過程，對評估和衡量法律教育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4]西方各國普遍重視法律方法在法學教育中的作用。在英國，法律方法很多年來一直構成英國法學院法律教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美國的法律教育一方面繼受了英國的教育傳統，二戰以后又經歷了一個法律方法教學由分散化到集中化，由重視判例推理、法律寫作到關注律師技能培養的發展歷程。而在大陸法系，自德國的薩維尼開創了法律方法之近代傳統以來，又涌現了拉倫茨、恩吉施等大批以研究法律方法著稱的現代法學家，法律方法也逐漸擴展成一個蔚為壯觀的陣營，法學教育也把培養學生“像法官一樣思考”作為重要的目標。

　　2、提高法律實踐能力

　　法律的適用過程不是一個簡單機械的從規范到事實到結論的三段論過程，由于案件事實的復雜性及法律規范自身的局限性，“這種缺陷有時表現為由于立法者無法預見法律適用中的各種可能性，導致個案中的‘正義’無法實現;有時表現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現有的法律規范日漸陳腐，從而導致‘正義’落空;有時表現為由于法律規范的語言表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導致法律規范在適用中歧義叢生，無法實現立法者所預期的‘正義’，等等。”[5]法律職業者在法律適用中不可避免地要對案件的事實進行證據的收集和梳理，以及法律發現、法律解釋、法律推理和法律論證等法律方法的運用過程，通過在規范與事實之間進行多次的目光的流連往返，最后給出一個相對公正和妥當的結論。法律方法在實踐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證法律人沿著正確的方向思考、分析和解決問題，較為準確地理解法律、解釋法律和認定事實，從而在成文法律與事實之間架構起一座橋梁，在法律與個案之間建立起邏輯聯系，使糾紛在法律范圍內得到解決。第二，法律方法能排除人們對法律的任意理解，它為防止專斷與任意設置了“思維方式”的藩籬。第三，法律方法提升了處理糾紛的能力，從而增大了法律適應復雜社會的功能。第四，法律方法是保障法律自治的手段。[6]

　　二、法律方法教育在我國法學教育中的缺失

　　1、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的缺位

　　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的設置，對于確保學生知識結構的完整有序和能力的全面培養都具有重要意義。在我國現行的法學教育的課程設置中，把法律概念、邏輯體系和理論框架等知識的灌輸視為教學的主要活動和任務，司法倫理學、法律方法論這樣一些職業必修課至今在絕大多數法學院中還沒有一席之地，法律診所的課程也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而沒有普遍展開。在教學內容上，知識和原理的傳授構成了法學教育的主干內容，存在對于法律方法的諸多忽略，如“忽視如何發現、證明和重構事實，忽視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和現象的相互關系，忽視法律思維的訓練，忽視宏觀正義與微觀或個案正義的關系，等等。法律實踐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而不是簡單的邏輯推理過程。從抽象的正義到個案的具體正義，從普適性的法律規范到具體事實中的行為規范和法律結論都需要艱巨的創造性努力。這正是法律職業活動中最具有挑戰性和最令人陶醉的工作。但是，法學院培養方案中并沒有多少課程致力于這種能力的訓練和培育。”[7]這種狀況與法學本身的實踐品格和法律人才培養的實踐需求是不相適應的。

　　2、教學方式的單一化、教條化

　　與教學內容中過于注重對抽象理論及法條知識的傳授相對應，法學教學中普遍采用“填鴨式”的講授方式，或者注重于對抽象理論的闡述和議論，或者注重對于法律條文的概念和內容注釋講解，雖然有時為加深對概念、原理、規范的理解，也會參考一些案例，但遠不足以適應對法律思維能力和法律方法運用能力培養的需要。學生為了應付考試會被動地記住一些法條或教條化的理論觀點，但沒有真正領悟法律條文背后所蘊涵的精深的法律原理，不了解法律與社會的互動關系，沒有真正培養其創造性運用法律規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更難以產生發自內心的對法治精神和法律職業的崇尚。

　　3、考試內容和方式的片面化

　　無論是平時的校內考試還是司法考試的內容和方式，都會對教師的教學活動和學生的學習活動產生重大的導向作用。我國目前的法學教育中的校內考試和國家的司法考試，都把學生對法條知識的記憶、背誦和一定程度的理解作為考查的重點，追求的都是答案的客觀性和唯一性正確性，而忽視了對學生實際運用法律能力的考查，同時也忽視了實際生活中案件事實的復雜性和法律處理結論的可爭議性，出現了與法律實踐的嚴重脫節。在這種考試內容和方式的導向下，法學教育的內容和方式也和培養法律人才職業化能力的要求更加背道而馳，法律方法在法學教育中也更難以找到立足之地。　　上述這些法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如不加以解決，“只能訓練出‘謹愿之士’(即墨守成規、不知活用)、‘偏倚之士’(即除條文外不知有其他學問)、‘保守之士’(即對現行法令，不解善惡、唯知遵守)、‘凝結之士’(頭腦中充滿了現行條文，對于新發生的事實、思潮，格格不入，毫無汲取進步的可能)。”[8]這對于法律職業人才的培養是非常不利的。

　　三、法律方法在我國法學教育中的展開

　　1、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的改革

　　針對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中存在的問題，可以在有條件的學校開設專門的法律方法論的課程，或者擴展法理學課程中法律方法部分的內容，進行重點講授。同時，增加疑難案例分析課、模擬法庭、法律診所等實踐類課程的比例，在夯實學生法學理論和知識基礎的同時，以培養法律思維為中心，增強學生運用法律方法分析和梳理真實的案件事實，創造性地處理復雜法律糾紛的能力。法學理論知識的學習和法律方法技能的訓練應該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正如孫曉樓所言：“研究法律，一定要學與術并重，太偏重理論，那固不免于空泛;太偏重運用，亦不免于迂腐，必也有法律之術，法理之學，互相為用，而后可以漸臻于美備。”[9]

　　2、教學方法的合理運用

　　法學的教學應改變傳統單一的灌輸式的、教條化的講授方式，盡量貼近法律思維和法律方法的形成和運用的流程，綜合運用理論講授、案例分析及診所式訓練的方法，形成合理的教學方法體系。理論講授中應減少自上而下的灌輸，盡量使用啟發式的講授方法，引導學生在一個包容、理性的氛圍里進行獨立的思考，平等的對話和交流，以培養其形成問題意識和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而案例分析和法律診所的訓練則應注重培養學生獲取案件信息、梳理案件的法律關系、將抽象的原則和規范運用于具體案件的思維和推理的技巧，以及與當事人及其他案件參與人溝通、交流、陳述、辯論、論證的能力等方面的培養，以提高其實踐技能。

　　3、考試內容和方式的改革

　　為減少由于校內考試和國家司法考試的片面化對于法學教育造成的誤導和沖擊，加強其正面引導作用，校內考試和國家司法考試也應適當增加對于法律方法進行考核的內容。校內考試在保留期末或期中的卷面考試形式的同時，應豐富考核的方式，以案例分析、模擬法庭、法律診所訓練的考核成績等作為評定學生成績的重要參考。司法考試應該在考察考生對法條知識的掌握程度的同時，注重考察考生運用法律方法和法律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對于一些爭議較大的案例，應允許考生給出不同于標準答案但又能自圓其說的答案。這些考試內容和方式的改革，會對法學教育產生積極的引導作用，使得教師和學生把更多的精力運用于對學生法律思維能力和實踐技能的培養上，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對法條知識的機械理解和記憶，形成一種法學中的應試教育。

　　參考文獻：

　　[1]陳金釗.法治與法律方法[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198.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507.

　　[3]林立.法學方法論與德沃金[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序言.

　　[4]黃小英.論法律方法在法學教育中的屬性和意義—兼評我國法學實踐教學改革[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8(6)185.

　　[5]王瑞君.罪刑法定的實現：法律方法論角度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46.

　　[6]楊春福.法理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336-337.

　　[7]王晨光.中國法學教育面面觀[A]//霍憲丹.法律教育：從社會人到法律人的中國實踐[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390.

　　[8]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344-345.

　　[9]孫曉樓.法律教育[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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