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自首的若干問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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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為了更好地在實務中將刑法中關于自首的抽象性規定，適用于紛繁復雜的實際案情，有必要對若干具體問題的認識進行統一。關于自首，司法解釋總體表現出對于“自動投案”從寬認定，而對于“如實供述”從嚴認定的趨勢。
論文關鍵詞 自動投案 如實供述 危險駕駛罪 情節加重犯
一、危險駕駛罪中自動投案的認定
(一)是否存在自首的爭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于2011年2月25日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將危險駕駛正式確定為犯罪行為。該修正案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以來，在司法實踐中，處罰的幾乎全部都是醉酒駕駛機動車類型的危險駕駛行為。同時，法學界也對新罪名危險駕駛罪展開了熱議，其中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的自首問題，經歷了一個認識上的轉變過程。
剛開始，由于新法實施，各地公安機關非常重視，紛紛開展了針對醉駕的專項打擊活動，從重從快處理了一批危險駕駛犯罪分子，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在這個階段，危險駕駛行為大多通過公安機關的專項打擊活動而被查獲。典型的案發經過就是犯罪嫌疑人醉酒駕駛機動車在行駛過程中，遭遇交警的抽檢，發現血液中酒精含量等于或超過80mg/100mL，進而被采取強制措施。在這種案發情形下，由于犯罪嫌疑人遇到的是交警部門的臨檢，系強制接受檢查，不構成自動投案，哪怕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也不可能具有自首的情節。于是，就有觀點認為：危險駕駛罪案件在司法實務中因為自動投案的要素客觀上無法具備，故不存在行為人自首情節。甚至有人提出理論上的假設：醉駕過程中沒有被發現，哪怕醉駕行為人在事后自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主動交代自己曾有醉酒駕駛機動車的罪行，但因為已經時過境遷，案件的取證成為不可逾越的障礙，其中最關鍵的證據行為人血液中酒精含量無法檢測，僅憑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能認定其犯罪。
醉駕行為“入刑”一年多以來，主要案發情形發生了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開展專項活動頻繁度的降低，醉酒駕車從主要通過交警臨檢方式查獲，轉變為主要為發生交通事故后，公安機關處理交通事故過程中發現行為人醉駕，從而導致危險駕駛罪案件案發。此時，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案件不存在自首的觀點就受到了嚴重挑戰，尤其是行為人在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后，主動報案或者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現實事例，嚴重沖擊著“否定醉駕自首”觀點。
(二)自動投案的認定標準
不難看出，對于醉駕犯罪是否可能存在自首情節的爭論，關鍵爭點在于醉駕犯罪行為人是否有可能屬于“自動投案”。根據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即法發〔2010〕60號文件第一條關于“自動投案”的具體認定中規定“犯罪后主動報案，雖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沒有逃離現場，在司法機關詢問時交代自己罪行的”或“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抓捕時無拒捕行為，供認犯罪事實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對于自首中“自動投案”從寬認定態度的具體表現。醉駕行為人在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后，主動報案或者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只要在抓捕時無拒捕行為，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就完全符合《意見》的規定精神，可以認定為自動投案。因此，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行為完全有可能具備自動投案的條件，進而可能具有自首的情節。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可以認定為自動投案，并不代表就是自動投案。上述兩種情形下“現場等待”的醉駕行為人要構成自首，還有一些否定性的評價因素。如果行為人在交通事故現場表現出明顯的酒氣或隨身攜帶、所駕的車輛上就有已經飲用的具有一定酒精含量的飲品等與犯罪有關的物品，則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另一方面，對于上述兩種情形下的自首從寬處罰應有一定限制。因為發生交通事故后的當事人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報案并且在現場等待交警部門處理是行為人的法定義務，所以在決定是否對該類自首罪犯從寬處罰以及從寬幅度時，應充分考慮對比沒有法定義務條件下仍投案自首的情形。
二、情節加重犯中如實供述的認定
(一)一起搶劫引發的爭議
2004年3月間，被告人邱某伙同他人經預謀后，駕乘事先用紙張蒙住車牌的微型車，攜帶刀具，前后三次在X市將他人擺放于店內的“老虎機”搶走，取出機內的現金后，再將“老虎機”賣出。案發后，被告人邱某被公安機關網上追逃，其于2012年6月20日向公安機關投案，但僅僅承認自己參與實施兩起搶劫，否認實施指控中的另一起搶劫。最終，人民法院經過審理，認定被告人邱某共參與指控的全部三起搶劫，并以搶劫罪定罪量刑。
一種觀點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第(二)項中規定，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因此，如實供述的內容應該是全部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實，才能構成自首。該案中，被告人邱某雖然如實供述自己參與實施兩起搶劫，但否認參與第三起搶劫，足以影響案件量刑，故不應認定被告人邱某具有自首情節。另一種觀點認為：根據《意見》第二條規定，雖然投案后沒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實，但如實交代的犯罪情節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節，或者如實交代的犯罪數額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數額，一般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本案中，被告人邱某如實供述了其參與實施的兩起搶劫，僅對第三起搶劫拒不如實供述，其已如實交代的犯罪情節(兩起搶劫)明顯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節(一起搶劫)，應依照《意見》的規定精神，認定其如實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可以成立自首。
(二)如實供述的認定標準
針對該搶劫案，上述兩種觀點均有可取之處，但又都不夠全面。第一種觀點認為如實供述的內容應該是全部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實才能構成自首，值得肯定。被告人拒不供述主觀犯意或前科等主體真實自然情況，影響案件定罪量刑的，就不能認定為自首。但是，在被告人多次實施同種罪行的情形下，第一種觀點與《意見》第二條的有關規定相矛盾，應尊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有效司法解釋。第二種觀點依據《意見》的相關規定，符合法律適用的基本規則，但在存在情節加重犯可能的本案中，對于司法解釋的理解和最后得出“自首成立”的結論值得商榷。
筆者認為，《意見》中關于“如實交代的犯罪情節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節”應從刑法評價體系的角度進行理解。刑法的評價主要以刑罰為標準，從免除刑事處罰，到單處附加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最后的死刑，是越來越“重”的刑罰，表現出刑罰愈加嚴厲的懲戒態度。可見，法定刑越嚴厲，表明刑法對該種罪行情節的評價越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犯搶劫罪，法定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多次搶劫的，屬于情節加重犯，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案中，被告人邱某已經交代的兩起搶劫相對于未交待的一起搶劫明顯在數量上要比較大，但在刑法評價體系中，卻不能簡單認定該兩起搶劫的犯罪情節“重于”拒不交代的犯罪情節。被告人若僅犯有兩起搶劫罪，應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犯有三起搶劫，屬于多次搶劫，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被告人邱某拒不交代的那一起搶劫，是評價其搶劫犯罪情節的關鍵環節，直接決定其犯罪行為是否構成加重情節，進而關系到對其判處的法定刑是否應該提檔。所以，被告人邱某拒不供述的，是其應該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情節，重于其已經交代的兩起搶劫的犯罪情節，不應認定為自首。
三、司法解釋對自首認定的態度探析
我國刑事法律制度中對于自首構成的基礎性規定在現行刑法典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這就將成立自首情節分解成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自動投案”，二是“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于前者，《解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的七種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相比較典型的自動投案，采取了較為寬泛的認定標準，只要犯罪嫌疑人投案具有充分的主動性和自愿性，就可以認定為自動投案。對于后者，《解釋》第一條第(二)項中規定：“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將字面上的“罪行”擴大解釋為“主要犯罪事實”，只要是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主客觀犯罪事實，行為人都應全部如實供述，才可能成立自首。在《意見》中規定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的五種情形中，均要求犯罪嫌疑人以交代自己的罪行為前提，方可認定為自動投案，更是對于后者從嚴認定的突出體現。從總體上而言，司法解釋體現出對于自首中“自動投案”從寬認定，而對于“如實供述”從嚴認定的趨勢。側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傾向態度有利于歸案的犯罪嫌疑人全面如實交代犯罪事實，不難理解，這主要還是出于案件偵破需要，減少偵查階段的阻力，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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