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侵占罪的告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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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我國的追訴機制屬于一元制自訴的立法模式。1996年修訂的現行刑事訴訟法進一步擴大了自訴案件范圍，刑事自訴制度的強化，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但在實踐中，僅就侵占罪而言，立法存在的弊端及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日漸顯現出來，本文擬就此問題進行淺顯的探討，以有利于更準確適用法律。
論文關鍵詞 自訴案件 侵占罪 司法建議
通論認為，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為他人保管的財物或者他人的遺忘物、埋藏物占為已有，數額較大且拒不交還的行為。對于侵占罪的追訴，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0條第三款規定，侵占罪告訴才處理。《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三類刑事自訴案件其中對告訴才處理的刑事案件規定了五個罪名即侮辱罪、誹謗罪、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和侵占罪。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也是將侵占罪列入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為了規范該罪的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還依案例的形式強調，將侵占罪做為公訴案件審理，是不正確的，侵占案件起訴與否，是自訴人的權利，自訴人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來決定。由此可見，在我國的法律體制中，侵占罪被界定為完全的自訴案件，但法律卻沒有明確侵占罪的告訴形式和告訴程序，致使侵占罪在立法和司法中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比比皆是，因此很有必要在立法中以明確，進而用以指導司法實踐。
一、侵占罪作為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在立法和實踐操作中的弊端
(一)犯罪主體難以確定
侵占罪與其他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有著實質的不同，侮辱罪、誹謗罪、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告訴才處理的犯罪侵犯的都是公民的人身權或婚姻家庭關系，侵害人很明確。而侵占罪屬于侵犯財產的犯罪，構成要件中的非法占有是在財產與被害人相分離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侵害后果出現時，被害人往往無法指出明確的侵害人，如非法占有他人遺忘物的侵占罪，大多數被害人只能指出遺忘物遺失的地點，而無法指出具體的侵害人而無法確定犯罪主體，沒有犯罪主體當然無法成立犯罪。在這種狀況下，為了確定犯罪主體由公安機關進行偵查，檢察機關起訴吧，則有悖于現行法律，國家司法機關不介入吧，則意味著犯罪得不到制裁，正義無法聲張。由此可見，侵占罪作為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很多時候是對犯罪的放縱。
(二)告訴主體難以確定
侵占的客體為遺忘物或保管物時，一般都會由物主擔任告訴主體。但當被侵占的客體為國家或集體所有時，比如地下埋藏物，又由誰來告訴呢?從法理上來講，因為埋藏物屬于國家所有，侵占埋藏物一旦被發現，應由國家來追查，刑法規定侵占罪告訴才處理，侵占這些埋藏物由國家哪個部門來起訴，又如何應訴?實踐中往往會出現有起訴權的主體因不知曉財產受到侵害而不能行使起訴權，或者起訴權主體不愿耗費精力起訴的情況，因此立法規定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因而導致案件無法進入訴訟程序，犯罪也就不能受到懲罰。而在實踐中，此類型的侵占罪經常被當做盜竊罪由公安機關進行偵查，由檢察機關負責起訴，而這種處理方式明顯是違反刑法的原則的。
(三)證據難以取得
侵占罪由于是屬于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故舉證責任完全由被害人來承擔。但實踐中被害人很難取得充足、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被害人有調查取證的權利，客觀上被害人也缺乏取證的能力，而很難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而正是由于取證困難、成功率低最終使侵占行為難以受到懲罰，使犯罪者逍遙法外，勢必會引發更難以控制的局面，在這種公力救濟不力的情況，很多人也許會采取私力救濟，導致了暴力沖突或者傷亡的結果，這都不是立法者和司法者所期望看到的后果。此時，自訴制度不僅沒有發揮積極作用，反而成為被害人獲取司法救濟的阻礙和絆腳石。筆者曾經代理過一個侵占罪的案件案情簡介：某甲和朋友到理發店理發，在理完發離開店后，發現自己隨身攜帶的小包(據某甲自己陳述，內裝有4000元人民幣、一知名品牌價值2000元的掌中寶、還有駕駛證、行駛證等)不慎丟到理發店里，立即返回尋找時，包卻已不翼而飛，在與理發店交涉未果的情況下報案。于是公安機關介入了偵查，理發店的老板和店員理所當然的被定為犯罪嫌疑人，雙雙被采取了強制措施。若干天后，公安機關偵查完畢。檢察院接到公安機關的偵查卷后也進入了審查起訴程序，正當一個典型的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有模有樣的完全按公訴案件的程序進行著時，在犯罪嫌疑人的大喊冤枉以及上級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下，承辦案件的檢察院就此停止了該案的進程，并告知受害人到法院起訴。受害人因此又將理發店老板和店員雙雙起訴到法院，所依據的證據材料完全是公安機關所取得的調查筆錄，更為奇怪的是，在二次開庭時，被害人也即自訴人撤銷了對店員起訴，反而將其列為證人。而所謂的證人自始至終參加了整個庭審過程，其為了排除自己的責任，做出的所謂證言自然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此案一審因證據不足，判決被告人無罪。二審又發回重審，在重審中，用的證據材料完全來源于公安機關的偵查與一審中的證據完全一致，且所謂的證人店員并沒有出庭，但同樣的法院卻做出了不同的判決，這次判決被告人理發店老板構成侵占罪，且判決六個月有期徒刑。被告人當然不服，上訴至上級法院，二審法院做出了終審的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于是，被告人開始了漫漫的申訴征途……案情進展到這里，我想，任何懂法的人都不難看出：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侵占案，屬于刑法規定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是純粹的自訴案。案情非常簡單，但是案件的處理程序卻甚是復雜，且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刑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問題百出：
(1)公安機關主動介入偵查是否合法?采取強制措施又是否合法?
(2)檢察院有沒有真正起到監督公安機關執法的作用，其又是否可接受公安機關的偵查卷而擬審查起訴?
(3)法院是否可將公安機關調查取得的證據作為認定案件的依據?
(4)自訴人可以對某一被告人撤訴，但被告人被撤訴后，能否馬上又變成自訴人的證人?由被告人轉變為證人，其證言的可信度如何?如此一來，對另一被告人又是否公平?
(5)侵占罪除了具備行為人拒不交出侵占的他人財物外，更重要的是構成此罪必須是數額較大，而此案在認定被告人是否侵占自訴人財物方面，本身就缺乏證據。其一、被告人拒不承認，其二、所有的“事實”均是自訴人單方陳述，即使自訴人所述“隨身攜帶包確遺失于該店”屬實，但不一定會得出店老板所侵吞的唯一性結論，因為當時在場的店員、以及其他顧客都有可能。其三、自訴人遺失包內究竟裝有什么東西，也完全由自訴人單方片面之詞，即使其所述屬實，但所提供的證據卻并不符合刑事自訴訟的證據要求，根本不具備證據的客觀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法院完全聽信自訴人單方片面之詞是否合情、合理、合法?所做判決又是否客觀、公正、合法?
(6)被害人為了追回自己損失的財物，不惜耗去幾年的時間打這場官司，經歷了幾落幾起的判決，最后官司終于贏了，但損失的財物卻分文未追回，也即當初打官司的目的并沒有實現，也只有無奈而不了了之，同時還要面臨著被告人隨時翻案、隨時報復的威脅。
綜上所述，將侵占罪規定為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問題不容回避，必須在立法中予以明確。
二、完善侵占罪的司法建議
(一)不宜將侵占罪列為不加限制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依據新刑法的規定，侵占罪屬于完全的自訴案件，不得由自訴轉為公訴。除侵占罪外，新刑法規定侮辱、誹謗、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自訴案件，只要被認為后果嚴重，均可轉為公訴案件。而獨侵占罪卻無此例外規定，即無論侵占罪的情節如何惡劣，后果如何嚴重均只能以自訴形式處理，對此筆者認為，不宜將侵占罪列為純粹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而應將侵占罪作為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做以限制，如瑞士、德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刑法典都規定只有當侵占人和受害者具有法律所設定的一定關系時，而且這種法律所設定的關系一般都存在于姻親、血親或特別關系的人之間，才給予侵占罪的被害人處分權，以是否告訴為標準來確定侵占罪是否成立，因為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本身就具有非犯罪化的性質，體現了事實上的非刑罰化的價值。因此，我們強烈建議我國也可以借鑒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做法，不將侵占罪列為純粹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故筆者認為應將《刑法》第270條第三款規定的：“本條罪，告訴的才處理。”修訂為：“家庭成員、親屬之間犯本條罪的，告訴的才處理。”這樣才既不放縱犯罪，又給與了當事人充分的處分權，既符合立法宗旨，又能解決司法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二)明確可對侵占罪提起公訴
司法實踐中正是基于侵占罪與其他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一般說來在對待其他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問題上我國的司法機關都確實奉行了“被害人向法院告訴才處理”，當事人不起訴的公安機關則不介入。但唯獨在對待侵占罪的問題上卻有不少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實例。這是因為法律的價值本身就體現在對合法財產所有權的保護，當被害人無力或疏于行駛自己的權利時，作為國家來說也絕不能放任犯罪而不去保護合法利益，一般情況下，侵占罪除被害人與侵害者為家庭成員、親屬之間外，很少有被害人主動放棄追究的權利，不去追究很多時候是因為沒有能力去追究，此時最應該的是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從而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尤其是當應屬國家的所有的財產被侵害時，更應該強調公權力的介入。所以，筆者認為，對侵占罪的處理應該從立法上明確針對某些犯罪可以由公安機關偵查，由檢察機關起訴，以確保國家和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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