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目錄的古代法律文獻論文

時間：2022-10-08 08:53:05 法律畢業論文

關于圖書目錄的古代法律文獻論文

　　中國法律史的研究正面臨著這樣一個不借助于西方語詞便無法表達，但借助西方語詞又不能準確表達的困境。反思中國法律史的研究歷程，中國法律史一直都在西方法學理論與概念的遮蔽之下，回歸傳統，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宿命。而探究傳統中國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理論，又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礎。圖書目錄作為古代法律文獻著錄的集中表現，探討其中的法律問題，或許可以為我們認識法律概念的演變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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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代法律文獻目錄的編撰

　　現學界關于古代法律文獻與圖書目錄的相關研究，早期以大陸、臺灣編撰的法律古籍文獻書目為主。如孫祖基的《中國歷代法家著述考》收集古代572 種法律文獻，內分法理、立法、治獄、檢驗、實務五類，該書相對收錄范圍較窄，數量較少。國務院法制局法律史研究室編的《中國法制史參考書目簡介》收書932 種，分為法家著作、法制史料、法律法令、則例章程、會要會典、檢驗證據、審理判決、監獄囚政、政牘公牘、其他著述十類，所收書籍偏重清代民國，清之前收錄甚少。

　　張偉仁的《中國法制史書目》收書2352 種，分為規范、制度、理論、實務、綜合五大類，每大類之下分若干子目。規范類收錄歷代各種規范及其注釋，制度類收錄關于歷代立法、司法以及與之協同運作的行政、軍事、經濟、社會、教育等制度的記述，理論類收錄關于歷代各種規范、制度的理論及詮釋，實務類收錄歷代各種規范、制度的實施和運作的記錄，綜合類收錄內容涉及上述各類二者以上的各種書籍。中國法學會主持編輯的《中國法律圖書目錄》匯集國內39 家圖書館的2 萬余種法律圖書，時間截止至1983 年底。書錄分為21 個主要門類，細分為480 個類別。北京圖書館編的《民國時期總書目:法律( 1911 - 1949) 》收書4368 種，以現代法學為分類標準，分法學、憲法、部門法、行政法、民法、婚姻家庭法、繼承法、商法、刑法、訴訟法、應用法學、立法、司法、國際法、國際私法。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編的《中國法律圖書總目》附錄《中國法律古籍》收錄1911 年以前刊行的法律古籍圖書1900種，但主要集中于清代，分法典、清代司法、官箴吏治、涉外條約、清末新法令、外國法律譯著、清人法學著作七大類。田濤編譯的《日本國大木干一所藏中國法學古籍書目》根據《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庫分類目錄》中的“政法類”編譯而成。書目將中國法學古籍分為三類: 總類、政類、法類。總類部分是綜合類的法學古籍，政類類似于中國傳統的司法類，法類相當于中國法學古籍中的法律法令。

　　高潮、劉斌的《中國法制古籍目錄學》闡述了一般目錄學和法制古籍目錄學理論及歷史沿革，按中國歷史斷代，分法律思想、典制、獄政等部類，評介先秦到清末有關法制的古籍1500 多種。該書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注重最新的考古研究資料及檔案資料，充實法制古籍目錄的內容。同時初步界定了法制古籍的范圍，應包括歷代立法、司法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制度，各種規章律令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理論著述和實際施行、運作的記錄書籍。提出法制古籍目錄學的特點，即零散性、不能按照部門法分類、禮法融合、類型多樣化、綜合性、不完備性。

　　殷嘯虎主編的《紅樓書影: 華東政法大學館藏法律舊籍提要( 民國部分) 》收錄華東政法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民國時期出版的法學圖書近800 種，其中不少是北京圖書館主編《民國時期總書目: 法律( 1911 - 1949) 》一書所沒有著錄的。上述法律文獻圖書目錄是現代學者根據法律史研究概況編撰的古代法律文獻目錄，雖以古代法律文獻為主要著錄對象，但并未在古典目錄學的視野之下分析。而法律文獻檢索類書籍在概述中國古代法律文獻時亦會敘述古典目錄學的書目，但都較為簡略，泛泛而談。

　　二、古典圖書目錄中的法律文獻研究

　　清末沈家本著《法學盛衰說》，述中國歷代法學之發展變化，言及有清一代，“本朝( 清朝) 講究此學而為世所推重者不過數人。國無專科，群相鄙棄。紀文達編纂《四庫全書》，政書類法令之屬僅收二部，存目僅收五部。其按語謂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所錄略存梗概，不求備也。夫《四庫全書》乃奉命撰述之書，天下趨向之所屬，今創此論于上，下之人從風而靡，此法學之所以日衰也。”

　　沈家本以《四庫全書》著錄法律文獻為發端，言清代律學之衰弱狀態。日本學者池田溫的《關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刑法家》校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刑法家》法律文獻，并與新舊唐志對比著錄法律文獻之異同，借此分析日本飛鳥時代以降對于中國法制之全面學習。劉篤才的《〈法綴〉——份可貴的明代法律文獻目錄》認為中國第一部法律文獻目錄是明人唐樞所撰《法綴》。《法綴》收錄了明代前期( 洪武至嘉靖) )頒布的律令及私人法律著述47 部，每部以書名為目，或述或議，此對于法制目錄學及明代法制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同時該文還指出我們應該注意到“集部”去搜集法律史資料。

　　高潮、劉斌的《中國法制古籍目錄學》在古典圖書目錄的視野之下分析古代法律文獻，敘述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發展，指出“從目錄學的角度看，中國古代書籍基本上是按‘七分法’或‘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法制古籍散存于各部之中，大致說來，法理方面的古籍多見于子、集; 制度方面的古籍多見于經、史; 法規律令方面的古籍多見于史部; 實務方面的古籍多見于專集，”同時總結出中國法律古籍具有零散性、難以部門法分類、禮法融合、類型多樣化、綜合性、不完備性等特點。此書為法律文獻在目錄學框架之下的首次分析，頗有啟發之處，但此書重點在于根據法律史研究進展編纂法律文獻目錄，古典圖書目錄下的法律文獻分析研究太過于簡略。

　　而鄭杰的《中國古典書目中法律文獻類別的演變》，以官修目錄、私撰目錄、史志目錄中的代表著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中法律文獻的著錄，分析古典目錄書中的法律類目設置，指出“典章制度多見于經、史，法律思想多見于史、集，法規律令多見于史部。”官修目錄中法律文獻的類別劃分的特點是“對法令法規的類別認識較為一致，而對其他律書則有差異; 歷代對律書的收藏有差別;類別的設置體現了以刑法為本的法律思想。”“私撰目錄的錄書具有隨意性和零散性的特點，藏書家門所藏律書的質量和數量差異較大，對官方的法規律令收入甚少，但較重視對錄入律書的閱讀指導。”“史志目錄中專有律書這一類別，從《隋志》開始法律文獻被納入‘刑法類’，歸屬趨于合理。”

　　但鄭文研究對象范圍、數量太小，如官修目錄只以《崇文總目》、《文淵閣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私撰目錄只以《直齋書錄解題》、《百川書志》、《書目答問》，史志目錄只以漢志、隋志、舊唐志、宋志、明志為研究對象。同時對于古典目錄子部中法家類鄭文沒有著錄研究，而法家類著作是法律史研究中歷代法律思想的重要文獻，同時亦可以窺見歷代對于法家的認識及評介。

　　鄭杰的《史志目錄中的法律文獻》在《中國古典書目中法律文獻類別的演變》的基礎之上，增加補史志目錄、《清史稿·藝文志》中的法律文獻研究專節，完善了古典圖書目錄的范圍，具有很大的借鑒價值。張伯元的《法律文獻學》輯錄歷代史志目錄中的法律文獻，同時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錢曾《讀書敏求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為研究對象，論述法律文獻敘錄中的提要，以尤袤《遂初堂書目》、《天一閣書目》、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楊紹《楹書隅錄》、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劉承干《嘉業堂善本書影》為研究對象，論述歷代私家藏書書目中法律文獻的提要，該文并未對上述古典目錄著作中的法律類文獻進行研究，同時著錄書目范圍過于狹窄，只有14 種，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不完全統計，明代著名的藏書家有427 人。清代前期較著名的藏書家有497 人，不少藏書家編出了自己的藏書目錄。氏著《〈明史·藝文志〉“刑法類”書目考異》對《明史·藝文志》中的12 種、《千頃堂書目》中的4種及《大明律講解》等法律文獻進行了考證。田慶鋒、何青洲、邢文艷編著的《中國法律文獻學引論》輯錄歷代部分史志中的法律文獻，與張伯元《法律文獻學》無異，徐世虹亦簡要提及古典圖書目錄著錄法律文獻的情況，但均為簡略，未成系統性。

　　三、其他法律文獻的研究

　　張國全、張伯元的《法律文獻考訂例釋——沈家本考訂法律文獻的方法及其成果》從目錄、版本、校勘三方面分析沈家本考訂法律文獻的方法，指出在目錄方面，沈氏參考歷代各種文獻書目，從法律文獻與政書、史書的密切關系中，著力于“律令”、“律目”的考辨，以據書目考律法典名稱、考辨律令名目的錯亂。黃騰華的《論沈家本的法律文獻分類方法和實踐》以沈氏著作為研究對象，認為沈氏按照法律文獻的體式、內容、時間先后順序對法制古籍和自身著述進行分類編撰，繼承前人的目錄分類思想，結合自身實踐，對于法律文獻學的發展做出的貢獻，或許此文可以作為分析晚清西學東漸過程中傳統目錄學面臨西方圖書分類理論沖擊在法律文獻分類方面的一個案例。王宏治的《試論中國古代史學與法學同源》在論述史學、法學淵源的基礎之上，指出“中國古代的所有學問幾乎都淵源于史官文化，而經學、史學與法學的分袂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不過在圖書分類領域，史學與法學始終密切相關，法典與法學著作一直是列于“史部”。這既說明法學與史學同源，也說明史學是法學之源。”張婷的《法典、幕友與書商——論清代江南法律書籍的出版與流通》以世界各地圖書館中收集到的江南地區出版的清代刻本律例全書為關注點，從出版史的角度考察清代法律書籍的編纂、刊刻與流通，雖與目錄學無甚關聯，但從中可以窺見清代民間法律書籍的傳播情況，對于清代私家目錄中法律類目的研究提供廣闊的社會背景。

　　四、余論

　　學界關于圖書目錄中法律文獻的研究主要在于法律文獻的考證、評述，而較少關注于圖書目錄所反映的知識體系和認識形態，即學術史和思想史的探討。故梳理中國古代官修目錄、私撰目錄、史志目錄中法律文獻，從而分析中國古代法律概念的發展與變化，在古代知識體系下分析古人對于法律的認知，這將是法律文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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