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讀后感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讀后感，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都是讓人說不盡的歷史，下面是小編帶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讀后感，歡迎閱讀!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讀后感【1】
這是陳寅恪先生1947-1948年在清華大學講課時，萬繩楠先生根據筆記整理成的書。
書中有許多新的觀點和提法。
魏晉南北朝，是我歷史知識中最大的空白點之一。
通過這本書，使我長了不少知識。
1、關于出身儒家的豪族和出身非儒家的寒族。
陳認為，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不同:司馬氏是出身儒家的豪族，而曹操則屬出身非儒家的寒族。
他們由于出身不同，在統治上有區別:
晉朝司馬氏重禮，重孝，豪族外寬內忌，依附權臣，奴顏婢膝。
魏朝寒族“任俠放蕩，不治行業”，“細政苛慘，科放互設”，主張嚴刑，推尚節儉;在選人上，重才輕德，唯才是舉，所以容易贏得廣大出身平民、有才能的寒族的支持。
從這個角度上說，魏蜀兩國屬于寒族統治，而孫吳則屬當地士族統治。
2、民族遷徙問題。
從漢朝開始，西北地區就存在戎狄內遷的問題。
有政策的、天災的、戰爭的原因。
漢開始，到魏晉進入一個發展時期。
這時不光是遷入，還開始了遷出。
魏的鄧艾是第一個主張遷出的人。
晉后八王之亂，人民除了不能走或者不愿意走的，大都外逃以避難，胡族統治者為了控制人口，憑藉武力，強迫遷民，造成北方人口大流動，出現了三百年間的人口流動問題。
有一部分北方士族就南逃到東晉，成為影響南朝的重要力量，被稱為北方士族。
王羲之(303-361)就屬此類。
石虎不光是將關西的人遷往關東，還曾將南方的人遷往北方。
數百萬人的遷徙，能達者十之二三。
前秦建立后，又把關東人遷入關中,等等。
這種遷徙，是民族的災難，如果說有好處，就是各民族之間接觸的機會多了。
3、“五胡”次序。
“五胡”名稱最早出自苻堅之口，次序也是他說的。
即胡、羯、鮮卑、氐、羌。
“十六國不全是五胡所建，如成國是宗(下加貝字)人建立。
羯族。
石勒(建立“后趙”)。
目深，高鼻。
多須。
中亞人種特征。
(石勒死后，石虎暴政，引起治下臣民的憤怒，以至他死后，整個羯民族竟因為漢族人的報復而從此在中國消失)
氐族。
苻堅(建立“前秦”)。
與西南夷族南詔之先六詔，實同出一源。
鮮卑。
分東、中、西三部。
有宇文、慕容(建立“前燕”、“后燕”、“南燕”)、拓跋等姓。
匈奴。
劉淵。
羌族。
姚萇。
建立“前秦”、“后秦”。
盧水湖。
沮渠蒙遜。
建立“北涼”。
4、胡漢分治和漢化過程。
胡漢融合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最初，胡人統治后，采取的是胡族部落用于打仗，漢族部落用于耕織，這就是胡漢分治。
到了北魏，有一個漢化過程。
特別是北魏孝文帝，是在遷都洛陽后推行的。
當時的鮮卑人不再稱自己是代人，而是稱河南洛陽人，死后葬在洛陽，不再回故土。
變胡語為漢語，復合姓為漢的單姓。
如:步六孤氏變為陸氏，改拓跋氏為元氏，等。
胡人原來只有名，而無字和號。
孝文帝改胡人姓名，期于名，是賜給他們一個漢名或者雅名，而以他們原來的名字為字或者為號，如拓跋燾，字佛里代立。
周明帝宇文毓，小名“統萬突”(生于統萬)。
宇文泰，字黑獺(其胡名為黑獺，后改雅名為音接近的“泰”)。
5、南朝的政治結構。
南朝前期的宋、齊、梁的政治史，概括而言，是北人中的武裝善戰的豪族為君主，而北人中不善戰的文化高門為公卿，相互利用，以成統治之局的歷史。
陳朝是梁的末尾。
陳是南朝士族建設起來的，不重武，重享受。
南朝與北朝的一些區別:北朝比較重視宗法，重長子繼承。
南朝人更重視文化建設。
在當時的南朝，有一個特別的現象:高門做大官，寒門做小官。
九品中正制。
但是小官拿大權。
如何集權?各朝代不一樣，但有一條是一樣的:即在一個系統中或者一個機構中，名實不符;在不同的系統之間，此系統的權力為另一個系統所侵奪。
這是一個通則，非僅南朝如此，不然，皇帝的權力就抓不到手上。
在南朝，位高者多無權，有權者位很低，這樣，誰都反不了皇帝。
這是一個加強君主專政的妙方。
還有一個特點:正官不重要，兼差反倒重要。
如果一兼一個地位低但有實權的官，則他的正官無論做得多大，也不起作用。
大家權力高度分散，這樣有利于皇帝集權。
6、南北朝的人口。
據《晉書》記載，前燕人口998萬人，246萬戶。
晉朝統一中國后，全國共有人口1616萬。
是晉最盛時期。
三國時，魏有戶60萬戶，400萬人;吳蜀兩國有80萬戶，有320萬人。
前燕戶240萬戶，人口900萬人。
南朝的宋孝武帝大明8年，戶僅有90萬，人口460萬人。
南朝人口一直比北朝少。
淝水之戰，使弱小的東晉沒有被強大的北方前秦吃掉，從而成為改變了中國發展的歷史進程。
7、北方六鎮。
原是指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沃野，后來變成北方城鎮的總稱，“六鎮”應該是六鎮及其他。
宇文泰是武川人，屬六鎮軍人。
北齊、北周的統治者都屬六鎮軍人。
楊隋、李唐不屬于六鎮軍人。
應該屬于關隴集團。
楊忠弘農華陰人，小名奴奴。
李唐源出隴西，曾家于武川。
北齊時，曾有一段時間是漢人鮮卑化。
高謐這個人作用比較大。
北齊統治者高謐、高樹和高歡血統上雖然是漢人，但他認為自己是鮮卑人，有一個鮮卑化的過程，“西胡化”，沉溺于西域歌舞、游戲和玩物中，甚至想做“龜茲國子”，起用了大批西域胡人，專門從事游樂。
高歡的妻子婁氏是鮮卑人。
宇文泰曾改姓，如楊忠改為普六茹氏，李弼為徒何氏，李虎為大野氏，同時一些鮮卑人，又改了回去，如劉氏改為獨孤氏。
李虎是李淵的祖上。
是關隴集團的豪族的代表
8、關于佛教。
梁武帝在佛事上，非常舍得花錢。
梁朝曾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用鐵幣取代銅幣，造成當時銅錢少。
原因就是當武帝營造佛身了。
在佛教史上，有這樣一個現象:佛的金身與銅錢存在矛盾。
梁武帝當時“大興寺塔，廣繕臺堂”。
南朝齊、梁時期，是佛教最盛的時期，前后七百多年。
陳認為，佛教進入中國，是一個以憲法結合的外國貴族集團進入中國社會的過程。
僧侶或者沙門，一不拜父母，二不拜皇帝、王者、長官。
前者為社會問題，后者為政治問題。
從理論上說，這非常難于在中國行得通。
怎么解決的，我尚不清楚。
另一個區別:印度佛教宗昔旨以為人須從“漸積”以成佛，無頓悟之說。
佛教傳入中國后，在東晉以前，也無頓悟之說，但到了南朝劉宋時，就有了。
竺道生創立了頓悟之說兩個前提:一是人人可成佛;二是成佛不須漸積，頓悟也可成佛。
這也是佛教中國化的主要特點。
華為“頓了”，夷為“漸悟”。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讀后感【2】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中的第一篇《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附論吳、蜀)》講的是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問題。
陳先生于繁雜史料中抽絲剝繭，得出“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相承的”，其都為服膺儒家的豪族政權，而魏蜀政權的統治階級則為寒族。
“社會階級的不同，決定了魏、蜀與東漢、袁紹政權、孫吳政權、西晉不同的政治特征。”在治理方式上，魏蜀“以法術為治”，而一脈相承的東漢晉等政權則是以“名教”治世;在人才選拔上，曹魏政權“唯才是舉”，儒門豪族政權則由漢代的“孝廉制”逐步變化為重門選的九品中正制;在社會風氣上，也由魏蜀的“厲行節儉”變為兩晉的“以奢靡相高”。
這些變化，陳先生給予了評價:“從利弊來看，魏與蜀國的政治勝過東漢、袁紹政權、孫吳政權、西晉的政治。”
東漢的豪族統治濫觴于光武帝。
光武帝劉秀是歷史上難得的善待開國功臣的皇帝，相對于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李世民的暗懷猜忌，劉秀不僅給予功臣高官厚祿，并且授以實權，給予厚封。
有一個著名的對聯“杏壇七十二賢，賢賢希圣;云臺二十八將，將將封侯”，其中下聯所概括的就是東漢功臣的待遇。
東漢建國之初，功臣在朝為高官，在野為豪族，歷代不衰，便發展為世家豪族，成為東漢統治的支柱。
政治清明之時，豪族提供一大批符合儒家道德規范的統治人才，一旦政治腐朽，握有雄厚實力的豪族地主則趁勢而起，為一方諸侯。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的局面實有賴豪族的大力。
東漢采取征辟制度，以孝廉取士。
“之所以重孝，是因為根據儒家的教義，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亦適用于治國平天下”。
“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名教因而也成為豪門的標榜。
這促使功臣豪族儒教化。
另一方面，對于儒家教義的重視，使儒家學者更容易踏上仕途，歷代有人任“二千石”，一大批以詩書傳家的儒學世家便可躋身于豪族之列。
如世傳《孟氏易》的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世傳《歐陽尚書》的弘農楊氏五世三公。
精通經義，成為為官和升遷的通行證，當時有諺語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
知識成了最大的資本，這倒是中國歷史最重視讀書人的時代了。
東漢末年，各地郡守紛紛起兵，形成群雄割據局面。
其中，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為袁紹。
袁紹出身于東漢頂級的門閥汝南袁氏，家世顯赫，儀表堂堂，“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特別是先后為母、父守孝三年，孝感天下，聲望為天下士人之首。
故袁紹起兵之初，連戰連捷，最終成為坐擁青并幽冀四州的大諸侯。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曹操的崛起，袁紹必能席卷天下，再建類似東漢的儒門豪族政權。
就家世而言，曹操并不差，甚至可以說是顯赫。
其祖曹騰雖為宦官，但官至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其父曹騰更是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
但這并不意味這曹操能擺脫寒族的身份。
三代養不成儒門，而閹宦之后更沒有希望得到統治階級的士人的尊重。
《孝經》有云“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因而，宦官這種身份天生就低人一等，不為儒家所喜。
陳琳的《為袁紹討曹操檄》略云:“操贅閹遺丑，本無令德”。
即使是出身潁川望族荀氏的荀彧，娶了中常侍唐衡的女兒，也只因“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譏議”。
寒族出身的曹操，“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三國之·魏志》一《武帝紀》)，“不以儒學為務”，自然不符合儒家的名教觀念。
珠玉在前，天下士人自然舍曹取袁。
曹操興起時，其憑借的一是夏侯和曹家的家族勢力，二是戲志才、于禁等寒門人才，最后才是憑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的豪族才俊。
儒家豪族一直不是曹操崛起的助力，甚至不時拉拉曹操的后腿，如邊讓、孔融等。
這一情況，直到曹操徹底覆滅袁氏勢力后才有所改變，士大夫群體逐漸融于曹氏政權。
但是，“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儒家豪族階級不得不暫時隱忍屈辱。
但乘機恢復的想法，未嘗一刻拋棄。
曹操去世后，他們找到了司馬懿，支持司馬懿與曹氏展開了奪權斗爭。”“后來，他們通過司馬懿父子之手，終于把政權奪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至于劉備劉皇叔，雖名為漢中山靖王之后，其實也就是個賣草鞋和草席的破落戶，是寒族中的寒族。
諸葛亮為諸葛豐之后，是世代相傳的法家，關羽是出身農民賣過棗的亡命之徒，張飛是殺豬的土地主。
蜀漢的建立者是寒族，其朝中重臣如李嚴、蔣琬、費祎等都是寒族出身，故蜀漢政權的性質和曹魏相同。
“吳國的情勢則大大不然，孫吳政權是由漢末江東地區的強宗大族擁戴江東地區具有戰斗力之豪族，即當時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孫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從而組織起來的政權。故孫吳政治社會的勢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
西晉的建立者是河內司馬氏，“自東漢司馬鈞以來，世代為將軍、守、尹。”其先祖為武將，但歷代變遷，至司馬懿的祖父司馬儁，史載“博學好古”，已成為了服膺儒家的士大夫階級。
曹魏政權后期，堅忍陰毒的司馬懿，“以垂死之年，奮起一擊，奪取曹爽手中權力。”在豪族強民和部分寒族出身官吏的支持下，司馬氏最終奪取了政權，終結了寒族統治，“盡復東漢時代儒家豪族階級統治全盛之局。”曹操泉下有知，思及當初以入獄逼迫司馬懿出仕，不知作何感想!
三國歸晉，寒族、政治更為先進的魏蜀政權都倒在了儒家豪強的司馬氏手下。
司馬氏建立的西晉政權短命而無能，喪國而辱民。
政治上，世族統治，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官吏權的壟斷，一方面阻塞了寒族人才上流的渠道，即鮑照所謂“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另一方面則是權力高度集中和封閉帶來的政治腐朽:“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途。
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其婦女莊櫛織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先食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
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者。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晉書》五《孝愍帝紀論》)。
軍事上，西晉力圖復古，行封建制度，置諸侯國，各國內設國兵，諸王各有野心，而晉愍帝又白癡一個，最終釀成八國之亂，民眾流離失所，死傷慘重。
其次罷州郡武備，邊疆軍事力量薄弱，八國之亂后，中央也又缺乏震懾性的武力，邊郡胡人遂得以趁虛而入，五胡亂華，中原漢人險遭滅絕。
社會風氣更是敗壞到了極點，彌漫了貪鄙與奢靡之風。
當官的目的便是賺錢。
時人魯褒的《錢神論》便諷刺道:“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注:即孔方兄)，皆無已巳。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統治階級一方面大肆收斂財富，一方面又奢侈淫逸。
如石崇與王愷就以奢靡相比，晉惠帝皇后賈南風“荒淫放恣”。
官場潰爛，世家腐朽，而若干力圖振興、“糾邪正”、“講治道”的官員也不被時世所容納，反而被譏為“俗吏”。
西晉政權病入膏肓。
這樣的政權自然落不了好。
316年，西晉最終被漢國所滅，統一中國僅37年。
其后，司馬睿在南方建立了東晉，亦茍延殘喘而已，終為劉宋所代。
西晉政權覆滅無可嘆息，但治下民眾遭受的戰火和異族的摧殘卻令后人為之傷懷!
晉代魏，恢復豪族政權是歷史的一次倒退。
曹魏時的若干先進觀念和措施就此終結。
曹操曾頒布求才三令，“唯才是舉”。
這其實可以看做科舉制度的先聲。
東漢的征辟制度重“德”，但對“德”予以評價的往往是強宗豪族。
如月旦評的主持者就是汝南大族許氏的許劭、許靖。
入仕的途徑掌握在儒門豪族的手中。
“唯才是舉”的提出，雖然源自曹操打擊儒家政治基礎和充實政權的需要，但實質上能夠起到選撥寒族人才，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穩定的結果。
豪族勢力的反撲，“唯才是舉”頓時成空。
孝廉制反而變本加厲，一變為更加重視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從此流毒于兩晉南北朝，直到隋唐科舉制的施行才得以埋葬。
除了世族政治，西晉復分封、罷郡國兵、尚奢靡、尚清談，制度軍事的社會文化全線倒退。
國力日衰，外敵入侵，后果則是生靈涂炭。
沒錯，歷史總是在曲折中前進的，有時還得開倒車。
但想起倒在車輪下的民眾，嗟嘆傷心和憤恨總是免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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