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調查報告

時間：2024-08-12 10:41:22 調查報告

農民收入調查報告

　　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農民收入上面，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農民收入調查報告，供大家閱讀參考。

農民收入調查報告

　　篇一：農民收入調查報告

　　一、調查目的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雖然隨著國家在政策上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扶持，農民收入有了些許提高但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還有待進一步發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事關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這是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坎”，想要跨國這道“坎”我們就要狠抓農村新增收入使得農村收入有一個質的飛躍。增加農民收入是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的需要。如果我們在繼續挖掘農業內部潛力的同時，從優化農村資源配置，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加速農村城市化進程的角度考慮問題，有可能為增加農民收入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通過增加農民收入的新情況調查的了解可以幫助農民進一步優化農業產業、產品結構提高人均收入，為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做貢獻。為了了解掌握增加農民收入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我于今日就其情況對麥積區花牛鎮諸多村進行了問卷調查。

　　二、調查時間

　　20XX年7月——20XX年10月

　　三、調查對象

　　XX鎮花牛村30戶農戶

　　四、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我以訪談法為主觀察法為輔走訪了我所在村鎮的部分農戶。

　　五、調查內容與結果分析

　　(一)農民收入變化情況

　　農民家庭收入主要構成有：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其中，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所占比例較大。

　　一是工資性收入：農民外出從業得到的收入穩定增長。 2010年農民工資性人均收入 4078.9元， 2011年人均工資性收入 4527元，比上年增加 448.1元，增幅 11.4%，農民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上升到 75%。

　　二是家庭經營收入：家庭經營收入穩步增長。 2011年家庭經營人均純收入 1106.9元，比上年增加 114.3元，增長 11.5%。從調查情況看：在家庭經營收入中，糧食收入絕對值逐年增加，在調查表中可看出它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因為糧食生產效益一直被農資價格上漲所擠壓，糧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較少。據統計，我市糧食收入占家庭經營總收入的 49.7%，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仍然較大。

　　從種糧生產成本與收益分析，糧食作物每畝生產成本上升，農民的純收入相對減少，農民增收面臨成本高、收益低的壓力。

　　三是其他收入：服務收入、財產性收入略有下降;政策性收入穩中有增，加工收入稍有減少，以蘋果為主要農產品的加工收入受災害性天氣影響有小幅下降，人均收入水平不高。

　　(二)總支出情況

　　2010 年農民人均家庭總支出 8151元，比上年增加 187.1元，增長 6.5%。 2011年農民人均家庭總支出 8666元，與上年增加 515元，增長 13.3%。在家庭總支出中生產性支出和生活支出增長比較快。

　　1.受農資、飼料等價格上漲的影響，農民的生產性支出逐年增加。 2010年種植業(糧食)生產性支出人均 407.5元， 2011年種植業(糧食)生產性支出人均 480.3元，同比增加 72.8元，增長達 17.9%; 2010年養殖業生產性支出人均 347.6元， 2011年養殖業生產性支出 448.1元，同比增加 100.4元，增長 28.9%。同時，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也在增加，由于部分農機具享有政策性補貼，一家一戶重復購置農用機械，增大了人均生產性支出。在家庭總支出構成中，生產性支出總額占家庭總支出的近三分之一，達到 29.6%。

　　2.農民人均生活支出明顯增加。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 4899元，比上年增加 264元，增幅 10%。 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 5444元，比去年增加 545元，增長 11%。農民生活消費總支出隨物價變化急劇上升，使農民家庭總支出明顯增加。

　　(三)影響當前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近年來，農民收入雖取得較快的增長，但仍面臨諸多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增收空間受限。一是農資價格上漲過快，遠遠超過農產品價格的增長。 2010年全市農產品收入增長 10.2%，而用于購買農業生產資料的支出則增長 15%-30%不等，說明純收益被農資價格上漲所擠壓，投入產出率低，致使農民收入增速緩慢。以肥料為例，實際市場價連續幾年漲幅都在 15%以上。

　　另外，雜交種子的價格也在不斷上漲，其中一季稻種子價格上漲幅度最大， 2011年 C兩優 87、 C兩優 396， V兩優 1、 7、 8號價格均為 35元 /斤，比 2010年每斤又漲了至少 10元，上漲 40%。二是農田基礎設施不完善。目前一些中低產田基礎設施脆弱，排水引灌、保旱保肥的能力不高，抵抗風險災害的能力較差，成為制約農業生產增產增收的瓶頸。特別是近年來冰災、水災、病蟲災害等發生頻繁，給農業生產造成了不穩定性。比如年初的冰雪災害就給油菜生產帶來很大的損害，人均產量下降了 2.8%，其他冬種農作物生產也受不同程度影響。三是養殖業收入因多種原因相對減少。近幾年來，因勞動力外出、飼料漲價、疫病及牲豬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等原因，飼養牲豬的農戶明顯減少，導致農民的養殖業收入減少。從調查的 100戶農戶看， 2010年有 62戶， 2011年只有 43戶。

　　2.外出務工收入增長空間變小。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適用技術應用差。絕大多數年齡結構老化、文化程度低、勞動技能不強;出外打工經商的農民，多數只能從事一些勞動強度大、環境惡劣的工作，享受待遇不高;隨著產業結構升級，用工單位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也愈來愈高，就業難度將不斷加大，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增長空間也將受到擠壓。

　　3.惠農政策直接增加農民收入的份額較少。近年來，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農業政策保險等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廣大農民增收創造了條件。隨著新農村建設的全面展開，國家加大了對農村投入，通過政府轉移支付，加大補貼力度，但這部分資金中相當部分是用于扶持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改善農村生活條件，能夠直接增加農民收入的份額較少。

　　六、建議與對策

　　針對上述情況，我認為，要使農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應該解放思想，增強市場意識，大力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就必須加大農業產業增收結構調整力度，自覺按照市場來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想要發展就必須擁有市場，這是農民增收的重要環節。一是增強市場主導意識，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依靠市場引導生產，大力發展“市場農業”和“訂單農業”。按照市場的要求來進行生產，不僅僅要以當前市場為導向，還要以未來的市場變化趨勢為導向，形成“人無我有”的局面，搶占先機;二是增強質量效益意識，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是在農產品相對過剩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調整產業結構必須要適應市場化的需求，把提高農產品質量放在首位，形成“人有我優”的格局，提高農業產業經濟效益;三是增強特色創新意識，調整農業結構不能盲目跟隨，別人怎樣調整就跟著怎樣調整，這不僅僅會嚴重挫傷農民調整農業結構的積極性，還會使農民減收，因此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必須樹立創新意識，注重特色，形成“人優我特”，促進農業增收。

　　擴大勞動力轉移輸出，大力發展勞務經濟。認真落實省市縣關于加快農村剩余勞力轉移輸出的政策意見，把發展勞務經濟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措施來抓。一是要強化宣傳，大力營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輸出的良好氛圍，切實轉變農民“死守家門、固守土地”的封閉觀念，提高勞動力資源的綜合利用率;二是堅持就地轉移的和外出轉移兩手抓，推動農民就業多元化，鼓勵農民自主創業，促進農民持久穩定增收。

　　大力發展二三產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促進農民增收，單純從大農業方面來促進是遠遠不夠的，保持農業的穩定發展，大力發展二三產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困難的問題，有道是“無工不富”。因此促進農民增收必須大力發展二三產業，進一步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促進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一是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引進勞動密集型企業，促進農民進廠就業，使一些有后顧之憂的農民既能搞好農業生產，又能增加勞務收入;二是加快小城鎮建設步伐，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引導農民“洗腳上岸”，發展個體商貿業和運輸業，多方面拓寬增收渠道，保持農業增收穩定。

　　強化培訓，逐步提高農民科技素質。科學技術的第一生產力，當今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農民素質偏低已成為制約農民增收的瓶頸，要促進農民增收，就必須突破這個瓶頸，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一是充分利用廣播、電視、雜志、互聯網等手段，為農民解疑釋難，最快捷的推廣農業實用科技，普及農村致富實用技術，滿足人民對科技的渴求;二是利用省市扶貧培訓的契機，使一批農業生產骨干走出去，洗腳上岸進課堂，培養他們的市場頭腦和科技頭腦，提高一切圍繞市場轉，一切依靠科技干的致富本領，再讓他們去培訓農民，起到以點帶面的效果。夯實農業基礎，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一是鼓勵農民組織農業協會，按市場化要求組建股份公司，采取“公司+基地+農戶”和“公司+協會+農戶”的方式，開展農產品流通，農業生產及農村社區服務，促進農產品的產供銷市場一體化，拓展增收空間。二是優化基層干部隊伍，著力選擇和和使用有技術、有經濟頭腦的農村基層干部，團結帶領農民發家致富，務實創新的開展工作，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三是加大資金投入，夯實農業基礎，增強農業發展后勁;加大資金籌措力度，積極編報項目向上爭取資金，搞好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的規劃和管理;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確保農業穩產高效;加快農業新機具的推廣，推動農業機械化步伐，提高農民勞動效率;加快實施農村實事工程，改善農民生活條件，優化農業生態環境，促進農業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篇二：農民收入調查報告

　　摘要：

　　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農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的問題上，各社會層次上的人士卻有著不同的認識。一些經濟學家看到了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認為只有發展農村金融，才能保證農民有條件進行再生產。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農民收入太低，是因為存在著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問題，只要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就能增加農民的收入。由于農民的收入本來就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斷增加，農業結構調整成效尚未充分顯現，農村勞動力難以充分就業，農民創業意識和技能薄弱等，使得農民的收入相當低，增收非常困難，同時隨著近幾年炒房炒樓、炒綠豆、大蒜的一些“專業”人士數量的不斷增加，農民的收入依然不見樂觀。

　　在我們看來，當今中國農村問題千頭萬緒，但歸納起來大體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農業集約化生產與家庭承包經營之間存在矛盾。

　　現代化農業要求規模化大生產，而家庭聯產承包制決定了，在中國大多數地區不可能實行規模化生產。“席地經營”不可能獲得高額的回報。除了在山東等一些地區農民通過塑料大棚生產，獲得相對較高的農業收入以外，絕大多數從事糧食作物生產的農民都不可能從承包田中獲得豐厚的回報。雖然國家一再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并且千方百計地降低農民購買生產資料的費用，但是，農民從農業耕作中所獲得的收益仍然遠遠低于出外打工所獲得的報酬。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其他國家，農業效益遞減也是一個整體趨勢。與其他發達國家規模化生產的農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沒有比較優勢。和中國的其他行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投入產出之比也不高。這其中固然有中國農業的技術含量低、生產力低下、農民負擔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長期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

　　作為階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聯產承包制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看來，家庭聯產承包制已經難以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因為從制度基礎上來看，承包責任制是建立在集體所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一種轉型時期的特殊生產分配關系。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決定了家庭聯產承包法律關系主體具有虛擬性質，作為發包方的集體所有制組織與承包人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的問題。當集體所有制組織的利益與土地承包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集體所有制組織會毫不猶豫地破壞業已形成的土地承包關系。農民作為土地的承包者，雖然可以通過村民自治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但由于自治組織同時也是發包人，這樣就出現了農民無法通過農村內部的組織機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問題。近年來，雖然不斷有學者呼吁，通過合作社或者農會的方式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但現有的農村生產關系阻礙了農民的聯合。更重要的是，隨著農村人口的不斷增加，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中國的土地承包合同關系不得不經常性地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在農村承包經營責任制基礎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臨失效的危險。一些地區農民撂荒土地，其實是想用一種非常消極的辦法來擺脫目前中國農村所面臨的矛盾關系，但由于他們的農民身份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脫離建立在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的一系列法律關系。中國的農村承包責任制已經變成了阻礙農業現代化的制度設計。

　　改變這種狀況當然不能操之過急。在沒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況下，政府應當積極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過農村互助組織逐漸地實現規模化生產，并且自發地與市場接軌。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較高的農村地區，農民內部之間的分工已經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約化經營也基本上實現。政府部門應該在穩定現有生產關系的前提下，積極鼓勵農民探索更加科學有效的發展道路。

　　面對國際集約化的農業生產，中國建立在家庭聯產責任制基礎上的農業耕作規模過小。今后應該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大力發展集約化農業。

　　第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的滯后之間存在矛盾。

　　提高農業勞動效率，必然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失去土地的農民。這些農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來，關于城市化和城鎮化的爭論，其實質就是關于農民安置方式的爭論。城市化固然能夠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成本是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問題，更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吸納能力的問題。當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規模狀態，并且能夠在一定區域內進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鎮化之間沒有大的區別。我們應該拋棄這樣的思維模式：那就是在現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執一端，討論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現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在廣大的鄉村普遍缺乏資金流動、信息流動和實物流動密切結合的小城鎮，因此，今后應該更多地建設符合農村需要的小城鎮。

　　但是，小城鎮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土地使用的矛盾。當前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開發區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在一些開發區，已經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鎮。政府在清理和整頓經濟開發區時，應該注意小城鎮的正常發展與經濟開發區盲目建設之間的區別，通過政策引導和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將經濟開發區逐步改造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小城鎮。

　　在一些不贊成發展小城鎮的學者看來，城市化才是解決當前中國農村人口過剩問題的唯一出路。他們反對小城鎮發展，認為這樣會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助長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但是，應當看到，城市的設計不是搭積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經初步定型的情況下，成倍地增加人口會導致城市功能的急劇萎縮。城鎮化雖然不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時期內有效解決農村剩余人口的出路問題。即使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小城鎮仍然居住著一個國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農村村民自治和政權機構不斷擴張之間存在著矛盾。

　　村民自治在中國當代有著多重含義，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它是中國民主改革的先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尊重農民經營自主權的必要形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是農民自主管理的社區組織結構。但是，中國農民自治機構面臨著政權機構擴張所帶來的壓力。在許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員會成為了代表政權機關收取稅費的“二政府”，成為了上傳下達的管理組織。在一些農村，農民的自治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之間也存在著緊張關系，農民的自治事業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

　　事實上，在當初的自治制度設計中，不是沒有考慮到農村村民自治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但由于我國政權機構不斷擴張，鄉鎮政府人員隊伍龐大，如果不從自治組織獲取必要的費用，機構就難以運轉下去，所以，鄉鎮機關普遍存在著干預村民自治的現象。這種干預既是利益的訴求，也是傳統行政思維觀念的延續。如果不改革中國的行政體制，減少或者約束政府的行政權力，那么，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難以繼續發展。

　　可以說，農業集約化生產與承包責任制之間的矛盾是中國當前農村許多矛盾的根源，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滯后之間的矛盾是導致中國當代農村問題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組織和政權機構的緊張關系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導火索。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不但要從提高農民收入入手，而且還看到農業發展中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在解決三農問題時，不但要從生產關系方面思考問題，而且要從上層建筑方面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維模式，才能為中國當代三農問題的解決開出合適的藥方。

　　我國農民數量如此之多，要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要帶領農民奔小康，要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就必須要增加農民的收入，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對策有：

　　1、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2、推進結構戰略性調整，充分挖掘農業內部潛力。

　　3、加快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拓寬農民增收途徑。

　　4、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

　　5、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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