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財稅論文
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一篇關于反周期財政政策的財稅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1998年上半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受其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滑落。這使我們更多地把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放在國內市場的擴大，但據資料顯示，國內市場需求不足， 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至1998年7月1日的銀行第五次降息及相關貨幣政策并未使經濟有多大起色，于是下半年宏觀政策的重點落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上。本文試就這些熱點問題做一些探討。
一、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原因
(1 )長期以來資源配置的失誤(主要是重復建設和效益低下)造成了總量上的供大于求。國家國內貿易局對600 多種主要商品的統計分析表明，從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達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這601種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種占總數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種占25.8%，幾乎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
持續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長率大大提高了我國總供給的水平，同時也積淀了過度膨脹階段的許多不良籌碼。高速增長階段的一個特點便是粗放經營，只求規模不計成本，同時由于政府和企業投資缺乏遠期理性預測，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造成了生產能力的過剩。全國共有鋼鐵企業1700多家，是國外鋼鐵企業總數的一倍，發達國家鋼鐵企業的平均規模為年產量1000萬噸，而我國只有5.4萬噸。當我們為年產1億噸鋼的工業化成就而驕傲時，資料顯示，全球鋼的生產能力已高達10億噸，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億噸。而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也顯示，我國企業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業生產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業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國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生產中有半數以上的生產能力低于50%。
(2)社會公眾和企業預期成為左右經濟的重要因素。首先， 物價下降的預期使總需求萎縮。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個目標，更多地關心保8%和人民幣匯率穩定，而對于物價上漲控制在3%以內無人懷疑，可見，社會普遍相信物價將繼續下降。從理論上講，這一方面會使消費者持幣待購。價格比以前低可以誘使消費者購買，但如果認為未來的價格會更低，則大多數消費者會推遲購買。另一方面，投資者預期未來生產的產品價格會更低，因而認為目前的投資在將來投產后，產品價格比現在還低，這導致資本的預期收益率下降，投資意愿減弱，投資需求減少。消費與投資的不足減少了總需求，又使物價繼續下降，從而步入惡性循環。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預期不穩定，以及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也導致消費緊縮。1993年～1996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在扣除價格因素后呈現連續上升趨勢。依次為2.8%、8.5%、12%、13.8 %。 1997年增長幅度卻陡然下降，實際增長5.7%， 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響，同期人均消費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雙雙回落。同時收入不穩定的悲觀預期，迫使居民采取預防性措施，首先是緊縮預算，其次是減少或推遲必要的消費支出。今年1—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6. 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同時， 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項改革措施陸續出臺，比如住房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城鄉居民的危機感和風險意識增強，從而強化了儲蓄與保險，減少即期消費。
(3)消費結構面臨升級，而目前沒有形成消費熱點， 市場需求趨淡。目前我國人均GNP剛逾700美元，基本上實現了以家電為主的消費需求拉動階段，理應步入更高一級的消費階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車和住房需求短期內難有大的變化。據分析，在5 萬億的儲蓄存款中，有1萬億左右屬于“公款私存”和各種形式的“灰色收入”， 在通常情況下不構成對于市場的有效需求。另有一萬億存款屬于農村居民儲蓄，人均存款額并不太高，除了滿足即期需求與消費外，只能儲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喪等未來購買力;其余3萬億元存款中，社會20 %富有人員的存款要占儲蓄額的50%以上，對于這些消費者來說，用于生活性消費的數量有限。這樣算來，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費主體的人均儲蓄余額難以形成對潛在需求的消費者剩余。可見，靠消費結構的升級帶動經濟增長短期內不可能，今后將有一個居民積聚各種財富的階段。
(4)東南亞金融危機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 出口需求的減少同時增加了國內的供給。近年來我國外貿出口走勢已顯示出增長放慢的軌跡。1979～1995年外貿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僅 20.1 %，1996～1997年外貿出口增長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現了負增長。除了東南亞國家出口的產品類型與我國趨同，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降低了他們的出口產品價格，使我國出口產品價格處于不利地位外，我國在高科技、服務貿易、跨國公司生產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對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5)基礎設施不健全和消費信用方式滯后， 制約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雖然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不斷加快，但是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經濟建設還相差很遠，也限制了消費結構的升級。如城鎮公路建設和交通狀況難以適應對“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國空有5000多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約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導致銷售不暢。同時由于消費信用方式未從賣方市場快速過渡到買方市場條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緩解生產與消費之間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長期形成的一次性整體性消費習慣也成為壓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
通過對以上我國內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見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內帶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從1996年5 月1 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國兩年內連續五次降息，并從1998年起商業銀行取消貸款限額的控制，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開始，使中國的貨幣政策開始具有市場經濟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擴大企業投資需求和居民個人消費需求，但從實際結果看，上半年經濟增長僅為7%， 再一次證明了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在經濟蕭條時期貨幣政策啟動經濟增長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國出現了凱恩斯流動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時，人們不管有多少貨幣只想保持在手中，這樣央行就難以實現通過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刺激投資的政策目標。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第一，貨幣政策客觀上受時滯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貨幣政策的宏觀擴張政策同已經或即將出臺的住房、醫療、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費緊縮矛盾，產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桿并未完全失靈，更重要是我國經濟也并非完全蕭條。所以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具有“準凱恩斯陷阱”的性質，但并未完全陷入凱恩斯陷阱。既然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完全可以嘗試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以及引導貨幣政策效用的發揮。
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中國財政政策的困難主要是財政收入水平較低，而財政支出負擔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增發國債，新增1000億元國債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鄉電網建設與改造、中央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六個方面的建設。這一方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解決基礎設施、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據世界銀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計，中國因交通設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會成本相當于當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產生乘數效應，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且由于中國的貨幣需求與利率的內在聯系機制尚未形成，企業投資對利率的變動不甚敏感，所以“擠出效應”不會大，這也能充分保證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對于國債的發行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一是國債的發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風險意識且期望值不宜過高，因為至今世界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沒有很成功的例子。從我國的債務負擔率 ( 累計國債余額與全年GDP的比例)來看，1997年底累計國債5928.8億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確定的發行數6508.6=2808.6+2700+1000，減到期國債還本1671.45，預計1998年底累計10766億同年GDP的約13.3%， 而國際上這一指標不應超過50%，可見國債規模還有力可挖。但從債務依存度(本年國債發行額與本年財政支出之比)來看，按1998年確定的6808.6億元，預計要占調整后的全國財政預算的40.19%， 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20%的限額。
此外，還應注意國債發行收入必須做到專款專用，即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投資應該主要是公益性項目和基礎設施，而且要立足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關系的理順，不要因為要拉動投資而使本來就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關系雪上加霜。最后我們還應優化國債的期限與品種結構，降低國債籌資成本。
我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應實行結構性減稅與強化稅收征管及費稅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們要想利用稅收減免或優惠發展經濟，必須強化稅收征管。西方國家稅收觀念深入人心，國家普遍建立了嚴格的稅收懲罰制度，用重罰提高人們的納稅意識，體現了稅收的剛性原則。因此，在西方國家，如果實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其減稅效應是非常明顯的。可見，稅收環境的好壞是一個國家采取減稅措施能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在我國，逃稅漏稅十分嚴重，這必然影響到稅收政策的發揮。故加強稅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為減稅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環境。
第二，考慮到我國普遍減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可采取選擇性的局部減稅。如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即在計算增值稅時對企業購置固定資產設備予以抵扣，以降低企業負擔。給高新技術企業減稅，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支持“新經濟增長點”。此外，還可以考慮為新技術企業提供財政貼息和貸款擔保等措施。我國從今年1月1日起提高紡織品和機械產品的出口退稅，又從6月1日起提高煤炭鋼鐵等產品的退稅，以及簡化退稅程序，這些都表明稅收角度還有一定的操作空間。
第三，改善費稅關系。減稅必然會減少財政收入。其實目前關于財政收入占GDP 比重的爭論關鍵在于我國存在大量預算外資金以及預算外的預算外資金。據1995 年財稅大檢查， 當年我國財政預算外資金高達3843億元，占當年財政收入6242億元的61.5%，正如朱róng@①基總理指出的，費大于稅，是我國財政體制的一大病癥。經過一系列調整，我國各級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至少在20%左右。據有關部門測算， 我國企業的稅收負擔率在世界上屬于中低國家，但為什么人們感覺卻非常重呢?主要是各項“費”的比重較高，再加上人們費稅不分的觀念，導致了企業負擔過重。但“費改稅”的實行是利益的再分配，應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則，即先把中央各部門的收費做出調整，再規范地方收費。同時，要及時把條件具備的“費”改為稅。如把養路費改征燃油稅，既有利于治理公路三亂，也有利于強化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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