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
高考作文人物素材--巴金【1】
李敖的大陸行給寂寞的媒體帶來了一點小小的浪花，自他確定行程之日起，與他有關的消息，便注定要連篇累牘地占據大江南北各大報紙的版面。
李敖此人以其為人的狂妄，為文的張揚和跋扈，打造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老子不如他的“孫悟空”形象。
他作玩世不恭、天馬行空狀，回答記者提問，總是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
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其實他骨子里乃是極致的媚俗，我不想說李敖是庸俗的，因為他70歲的人生已經證明他并不平庸，而是精明到家，但毫無疑問李敖是俗氣的，他是一個徹底的世俗中人，一個始終沒有擺脫低級趣味的人，他好財、好色，對名利很在意，整天在碌碌紅塵中打滾，幾乎沒有時間從世俗的污泥濁水中抬起頭來仰望星空。
他表演欲極強，時不時地想著要驚世駭俗，事實上只是典型的媚俗而已。
他自稱此行是“猛龍過江之旅”，反復強調要與連戰、宋楚瑜乃至克林頓等比賽演講水平，揚言要讓連、宋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演講”。
為此他在臨行前閉門攻讀，作精心的準備，書單中包括領導人的講話在內。
他自比法國18世紀的啟蒙巨人伏爾泰，說伏爾泰80歲才回到故鄉巴黎，受到萬人空巷的歡迎。
他宣稱要“給中國一個指向”。
無論他在北大、清華、復旦的舞臺上如何表演，都掩蓋不住他的一身俗氣。
李敖從二十幾歲起反對臺灣當局，以前他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自稱“左派知識分子”，不過更多的時候，他還是喜歡將自己定位為“大陸型的知識分子”，并聲稱向往于埋骨昆侖之巔，一再表示對臺灣這個小島不屑一顧，“臺灣對我而言太小了。
”2000年，在海峽彼岸，他以新黨候選人身份披掛上陣，選舉口號就是“出賣臺灣，買回大陸”。
但在他身上我們看不到一個大陸型知識分子的影子，長期以來，面對臺灣島以外的土地上的不幸，他只有沉默。
他是真正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玩世的背后恰是他的老于世故。
同樣，李敖的自戀也無非是要隱藏他內心的空虛、蒼白和自卑，實際上他是一個沒有幾分自信的人，所以只能通過無比夸張、張狂的語氣，似乎蔑視一切，不屑一切。
即使他讀書萬卷、滿腹經綸、下筆萬言、倚馬可待也不能使他成為一個真正有自信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欲望所營建的狹隘天地里，聰明有余而智慧不足，一方面他以為憑自己的聰明，天下之大，沒有人能窺破他內心世界的空洞與無聊。
另一方面他將自己所做的一切，無論讀書、寫作還是演講、做主持人，都當作一種世俗社會的比賽、競爭、較量，沉浸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其樂無窮之中，究其目的是為自己撈取世俗的實際好處。
他終于有機會來到大陸表演，他的舞臺一夜之間放大了，他為此而喜不自禁，從出現在北京機場的那一刻起，顧盼自雄的他所關心的就是“敖迷”們歡迎的鮮花和翹首期待的目光。
說穿了，李敖雖然以嬉笑怒罵的文字和兩片刀子一樣的嘴唇安身立命，但他對世俗社會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在他身上之所以看不到一絲的謙卑，他之所以始終超越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形而下追求，不能成為一個傲然獨立的知識分子，就是因為他的算盤打得太精了，使他失去了任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升的可能性。
曾經的苦難最終沒有成就李敖，沒有精神的天空，一個渾身上下裹著名韁利繩的人無論今天如何耀眼、如何顯赫，都只能剩下一個“俗”字。
追憶作家巴金：他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他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復旦大學教授、巴金研究專家陳思和幾年前說：這個社會正在逐漸走向開放，人人都有權利追求事業成功、財富增長、名利雙收……但惟獨巴金，還在一字一句地寫他的懺悔錄。
他沉浸在噩夢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為箭垛，一鞭一條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責自己，提醒人們不要忘記20年前的民族劫難。
這種對世人的愛心與對自己的苛刻情緒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謂“后現代型”的社會里，卻變得那么不合時宜。
人們在儀式上保持了對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卻被視為一種杞人之憂。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誕辰前夕，著名文學評論家、巴金研究者陳丹晨也對記者說：現在的年輕人不太愛看巴老的作品了，但這個復雜而信仰缺失的社會多需要巴金式的愛和人性啊!“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的大師級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碩果僅存。
他是我們跟上個世紀的革命、文學、愛情聯系的一個紐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朱金順在電話中說。
中國青年的啟蒙老師
巴金伴隨中國走了100年了。
人們仔細回視，發現他跟我們的少年、青年時代聯系得這么緊密，或者說跟少年中國聯系得這么緊密。
剛剛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傳》的陳丹晨是當年上海的老地下黨員，他以親身經歷告訴記者說：“巴金對中國青年的意義，我們現在還沒有正確估評。
實際是他影響了整整三四代中國青年，使他們懂得了愛和自由，進而反叛封建社會和家庭。
我們黨是在這個基礎上引領他們走向革命的。
從這一點上來說，巴老是中國革命青年的啟蒙老師。
“我對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說過的話印象特別深：那時候為什么許多青年男女抱著巴老的作品，與書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為他傾訴的苦悶正是年輕人的苦悶，他真誠而急于傾訴的風格正符合年輕人的態度。
他們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們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愛人和自由，從此走上了與舊社會決裂的反抗道路。
“黨的文藝工作領導者、著名評論家陳荒煤曾說，他在魯藝當教員時發現，許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馬列主義書籍，而是讀了巴金的作品。
他們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
那時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
這些出于人道和愛情的反叛，在上世紀50年代以后，注定要與人們內心的階級斗爭說發生沖突。
因而巴老的命運有了不同。
陳丹晨記得，當時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丁玲對廣大青年說：“你們現在不要老讀巴金的作品了，要讀解放區的新文藝作品。”
但廣大青年對于巴金作品的熱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對巴老發起“拔白旗”運動，指責巴老的作品是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說“覺慧出走以后肯定是無政府主義，不可能是革命者”。
高考作文人物素材--沈從文【2】
戰士不是時時刻刻都在戰斗的。
現代戰爭越來越重視后勤工作，甚至有的軍事專家認為，現代戰爭打的就是后勤。
對于一個思想戰士來說，生活質量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到戰斗的情緒和戰斗的結果。
魯迅是個非常有生活情調、生活智慧的人。
他的人生觀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后來又解釋道：“我之所謂生存，并不是茍活;所謂溫飽，并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魯迅很重視錢，絕不假裝清高。
有個書商騙了我和余杰、摩羅等人的錢，我們跟他交涉，他卻對我們說：你們知識分子怎么這么庸俗、這么愛錢啊?你們是靈魂工作者啊!我不聽他的欺哄，就學習魯迅，一定要跟他算賬。
魯迅的日記里仔仔細細地記著他的幾乎每一筆收入支出。
他的收入主要來自三個方面：薪水、講課費、稿費。
后兩者是不定的，所以他很看重固定的薪水。
他在教育部每月可以拿300大洋。
那時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標準是兩三塊大洋。
一塊大洋購買基本生活品的購買力大約是今天一塊人民幣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倍。
舉個例子：根據老舍的回憶，當時老舍當個“勸學員”——教育分局局長，每月100元，小學校長40元，小學老師25元，學校的勤務員6元。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臨時工性質的管理員8元，而館長李大釗300元。
老舍說當時1毛5就可以吃頓很好的飯：一份炒肉絲，三個火燒，一碗餛飩帶兩個雞蛋，這些只要1毛二三，如果1毛5，就可以再來一壺老白干喝喝了。
這一頓飯現在在北京，15元恐怕還未必能拿下吧!
在這樣的情況下，魯迅很看重他的300大洋。
所以前邊說的，他跟章士釗打官司，也有經濟原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鐵飯碗——章士釗免了魯迅的職，許多人等著謀他的缺呢。
后來，他離開了官場，也離開了大學，由廣東到上海。
領導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每月給他干薪300大洋，他也接受了。
有人不理解魯迅的做法，說魯迅為什么拿著政府的錢，還要罵。
在魯迅看來，錢是該拿的，但罵也是該罵的。
跑到外國去，在帝國主義的大旗下面罵中國，那是沒出息的表現。
我就在國內以筆作槍，貶惡揚善，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豪杰。
魯迅有個學生叫李秉中，在軍隊當官，想辭職不干了，寫信征求魯迅意見。
魯迅反對，認為飯碗可以跟理想分開。
魯迅回信說：“人不能不吃飯，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國謀生，將日難一日也。
所以只得混混。”
魯迅居然說出“混混”這樣的話，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實重視飯碗，重視物質生活對于精神生活的決定作用，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態度。
魯迅不是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得到的這個真理，而是從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得到的。
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里說：“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
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我也不避諱“錢”字。
到飯店吃飯，我一般不說什么“買單”那種文理不通的話，我就直接說：算錢。
而且還要檢查一下賬單——當然，如果跟女朋友吃飯，就算了。
可見，魯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
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當然也值得尊敬，我們應該幫助這樣的“有志”青年。
但是不要把二者絕然分開，一味追求理想，不顧生活實際，那就可能成為“幼稚”青年了。
他在生活中的智慧，使他在思想上、在文章里都明察秋毫。
所以，他知道如何應付不同的場面。
比如他說如何聽高人講話：“與名流學者談，對于他之所講，當裝做偶有不懂之處。
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
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小雜感》)
這是世故，但這世故背后是對虛偽的社會風氣的冷嘲。
他也有直率的時候，比如日本請他主持中日通航典禮，他拒絕逢場作戲。
他說：“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個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
”記者糾纏說：“如果您不答應，我就非常為難了。
”魯迅答道：“如果我答應您，我就非常為難了。
”智慧不一定都是圓融婉轉的，有時候也表現為斬釘截鐵的果斷。
魯迅在《世故三味》中寫道：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
“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于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那么，魯迅的世故到底是一種什么狀態的世故呢?他的好友許壽棠說：“有人以為魯迅長于世故，卻又有人以為他不通世故，其實都不盡然，只是與時宜不合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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