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美德教育演講稿-傳統美德演講稿
傳統美德教育演講稿
遙遠的東方有***，她的名字叫"中國"。我們都是龍的傳人，我們身上流動著同樣的血，學習著同樣的文化，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推動著人類進步，為人類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英雄兒女，我們中華兒女應該學習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
我們的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國家，愛護環境，尊老愛幼，做好人好事都是我們的美德。孔融讓梨，大家都知道嗎?作為一個像孔融那么小的小孩，就懂得了互相謙讓，尊敬老人的道理，就已經不錯了，這就是中華民族所要培育出的子孫，所要培育出來的一部分傳統美德，難道這不應該讓我們學習嗎?
一提到中國人雷鋒，這可能都是婦孺皆知的事情吧，中國的軍人們，都是具有像雷鋒一樣的品質，都是哪里有困難，哪里就有我們頭頂一顆閃亮的紅五星的軍人們，有著時刻關心我們的軍人們，難道你沒有看過關于我國的軍人們的連續劇嗎?個個都是那么的嚴肅、莊嚴、樸實、勤奮、英勇的人，都是有堅持不懈的精神，關愛人民的精神，這也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吧!
保護環境也是我們中國人所追求的，現在我們中國愛護環境的人也更多了，祖國也變得更美麗了，像我們得學校，也變得更干凈，更美麗，更漂亮了。
要做到我們中國這樣的傳統美德，就像一個有愛心，有思想，有文明的人。要堅強，要誠實，要守信，勇敢，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英雄了。
愛國，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美德，古往今來，多少愛國英雄為保衛祖國，為國家的榮譽，犧牲自己的利益，貢獻祖國。1851年，吉鴻昌將軍赴美"考察"。那時候，中國人被西方人看作"劣等民族"，有些中國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有一次，吉鴻昌將軍去郵局寄包裹，郵局的職員知道他是中國人，竟輕蔑地說："’中國’在哪里?我不知道"。隨行的人也埋怨他不該暴露自己是中國人，還說："只要說’我是日本人’，就什么事都好辦了。"吉鴻昌將軍頓時怒不可，當面斥責道："什么!你要自稱日本人?我吉鴻昌決不這樣做!我是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他回到住處，當即制作了一塊木牌子，上面寫道："我是中國人!"，并把它佩掛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好一個"我是中國人"，體現出了吉鴻昌的愛國心。
我們作為一名學生，我們的責任是認真學好科學知識，將來貢獻祖國。這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祖國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將來，我們不要辜負祖國對我們的培育，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
傳統美德教育演講稿
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就學術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托物。
現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內涵和現代性之間的張力問題。因此，在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中間呈現的諸多問題，常常離不開文化的思考。就是說，從文化的視角解讀現代社會，有可能把很多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單一的政治解讀、經濟解讀、軍事解讀，都不容易把一個國家和社會研究明白。
我的一個看法是：社會的問題在經濟，經濟的問題在文化，文化的問題在教育，教育的問題在文化。這是一個文化與社會與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循環圈，這個循環圈為我們提供了對社會現象作文化解讀的可能。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但我覺得，當代中國文化方面的欠賬太多。因為我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把文化混同于意識形態，以至文化排斥多于文化建設。殊不知文化建設是需要依賴社會的。經濟的市場化自然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社會不能市場化，社會的教育與學術尤其不能市場化。人類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愛情)，不能市場化。總之，經濟強國的建立，不能以犧牲文化的基本價值為條件。
現代性語境下的文化問題，有一個自我的文化身份和與他者的關系問題。走向現代，那么傳統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試圖與國際接軌，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對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認的需要，而角色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說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還會有學者認為現代化和民族的文化傳統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經很少再聽到這種聲音了。我們長期反思的結論是：現代化不能完全丟開自己的文化傳統，不能離開自己的出發點，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曾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與文化。當歐洲還處于中世紀的時候，中國的唐代就已經迎來了自由歌唱的歷史時期，唐代的多元繁榮是中國文化史的最輝煌的記憶。
多元共生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它是多元的，具體可以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我們過去講中國文化，一般都講黃河文化，以黃河文化為基準，因而黃土地文化、農耕文化、內陸文化、寫實主義文化等等，成為人們概括中國文化的常用語言。但長江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不同于黃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長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現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長江上游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的造型和黃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張的千里眼和順風耳，充滿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懷疑這是中國人制作的造型嗎?從這些青銅器的構造上，我們約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帶有青銅器的剛性。而長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參觀河南的博物館，看到黃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各種鼎器的造型渾厚莊嚴，有力度，感覺很震撼。。后來館長帶我去看另一處存放的青銅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輕巧，下座雖大，腰身卻很細，年代也跟黃河流域差不多。館長讓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說可能是三楚。他說是啊，“楚王好細腰”嘛。宮廷的審美取向已經影響到了青銅器的造型。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楚文化確實有自己的特點。長江下游的浙江則有大規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飾物，而且有生產工具和軍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劍等等。所以考古學家懷疑，我國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個玉器時期。這些潔白堅硬的玉器，或許也可以讓人聯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僅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不同，長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也有很多差異。黃河文化的那些人們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全適用于長江文化。長江自古以來航運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聯系起來，如果說黃河文化帶有內陸文化的特點，那么長江文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海洋文化的特點。長江流域南面的嶺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廣泛的聯系。
就學術思想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學術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態的文化。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佛教是在東漢時期由印度傳到中國的，這么一個外來宗教慢慢變成中國自己的宗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道教的產生也在東漢，當佛教思想剛剛傳進來的時候，起來進行反駁和討論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為道教是宗教，所以對另一種宗教的理念不能認同。南北朝時期的范縝寫過有名的《神滅論》，就是批評佛教思想的。他為什么寫這個文章呢?據陳寅恪先生考證，范縝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以及他自己，都信仰天師道，這是道教的一個分支，他反對佛教，是由于他有道教的家傳影響。
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宗教戰爭，但是中國這么長的歷史，很少有宗教戰爭。這是由于中國的文化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特別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或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為傳統社會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漢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間。對于一個知識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補使得精神空間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進退、順逆、浮沉，均有現成的學說依據，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儒家思想給人以上進的力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傳統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職、斥退、罷官的時候，道家無為的思想便可以給他很好的支撐。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讓他暢游于山水之間。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總之生命個體不會陷入完全的絕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托物。依據文化人類學的法則，文化傳統可以區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比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儒家思想，就是大傳統;而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則是小傳統。大小傳統是互動和互相依賴的，當大傳統遭遇危機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在民間文化中搜尋到它的碎片。所謂“禮失，求諸野”，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今天到東南亞一帶，看到那里的華族社會，其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性仍然相當牢固，甚至比我們國內看得更重。
中國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間斷的傳統，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和漢字有關系。漢字我們使用了兩三千年，從秦朝的統一文字到現在，一直是中華文化的載體，電腦盛行原以為會使我們的漢字遇到危機困難，實際結果卻并非如此，現在漢字進入電腦極為方便，說明我們的漢字在現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我們文明不間斷的有功之臣。相反，20世紀初前半期，許多志士仁人以為漢字將成為現代化的“累贅”的想法，未免是杞人憂天。不過從清朝中葉以后，中國的發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不少史學家喜歡講清朝如何不可一世，喜歡講“康乾盛世”，但是我個人的看法，中國落后的直接觸點其實還是發生在清朝。由于康熙晚年到后來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不與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關系，使中國處于與世界隔絕的狀態。唐朝為什么那樣強大而且繁榮?胸懷寬廣地與中亞以及其他國家建立穩定的文化商務關系，是重要的一因。十七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很愿意跟中國交流，但是清朝統治者不接受他們伸出來的手。顯例是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以給乾隆祝壽的名義率船隊來華，帶有喬治三世國王給乾隆帝的祝壽信，希望與中方簽署一項貿易協定，并在雙方首都互設使館。清朝認為根本無此必要，價值1.56萬英鎊的600箱禮物收下了，馬戛爾尼則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等于空手而歸。我以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統治者主動放棄了交流的歷史機會。否則，如果當時能夠主動打開和歐洲經商的通道，后續的發展也許就不是后來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國的大門被西人的船堅炮利打開，歐風美雨狂襲而至，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發生了危機。1911年持續幾千年的帝制解體了，最后一個皇帝被趕下了龍椅，以“三綱五倫”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傳統社會的大傳統，還能夠繼續發用嗎?中國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生?或者換句話說，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性應該是怎樣的關系?傳統中國經過怎樣的途徑才能順利地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還有意義嗎?百年以來一直存在爭論，直到今天仍不能說已經獲致完全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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