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讀后感
《左傳》是儒家經典之一,以下就是小編分享左傳讀后感，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左傳讀后感一
一日晚，我在整理家中的書櫥，偶然翻到一本自己以前的語文書，一時興起，就坐在地上翻看了起來，讀到其中《左傳》的《鄭伯克段于鄢》一文，莊公，一出世即為母所惡；段，莊公之胞弟也，為其母所偏愛。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廢長立幼之意；莊公即位，段又恃母愛驕縱無忌。大臣們恐釀禍患，紛紛請除之，莊公卻處之泰然。莊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禍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養癰成患，“多行不義，必自斃。”終于，段為莊公表面寬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好，機會終于成熟了，莊公終于可以名正言順堂堂正正地伐滅段叔而免去了來自任何一方的譴責了。莊公故意放縱其胞弟的篡權之心，并為之“創造”條件、“創造”機會(當然是設置的圈套)，培養之，引導之，令其事發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謂險毒陰深矣。難怪有人評說，鄭莊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聯系到自己所從事的教育工作，頗有感觸。某些調皮頑劣的學生，不是那么愿意聽取老師的批評，有的則視老師的苦心勸告為兒戲，更有的則干脆頂牛，他們對老師的教誨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見教育不見成效，也就有喪氣、賭氣的`時候：算了，讓他去。甚至想，平時里小打小鬧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癢，不如“穿皰”徹底整治痛快。或曰，學校管不了他，將來讓社會去管他，讓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見，不是終于也有那么幾個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嗎?
但我竊以為“做人須當講人品，為師更應尚師德”，為師者而放棄了教育的職責，是為失德也。對于班中一些頑劣調皮的學生，盡管有時明知有些話講了也是白講，但作為一名老師，教育乃是我的職責，我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
而同學們尤其是那些經常挨老師“訓斥”的“差生”們呢，聽了這段故事，難道就不生一點新的感觸?難道還能高興于老師對自己的不管不問、或曰不敢管不敢問、或曰不愿管不愿問?難道還能將老師對自己的這種聽之任之作為炫耀于同伴的本領?難道還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們的師長并伺機對他們施以報復?難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師變為鄭莊公?
鄭莊公其人，學生莫愛，老師莫學。
左傳讀后感二
以五代十國為界，中國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對稱的兩個階段，前一個更工整，后一個稍牽強。從周至唐，都是先有一個長達幾百年的紛亂之世迸發出絢爛的思想，并由之引發制度思考，之后一個制度創新的朝代架構出社會發展的基本雛形，繼而雄漢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個漢族政權將自身在經濟、對外領域所能達到的成就發揮至極致時陡現疲軟，外族政權蠻橫地破立，延續帝制國家的命數。之后的晚清、民國時期，恰似又一個春秋戰國，細品下來，不知這是輪回抑或必然。
如果說，從晚清至新中國建立，定義了今天中國的制度概念，那么自周公制禮而一脈相承至春秋時代的禮樂制度則定義了中國人的`概念，甚至定義了從內心價值參考到行為衡量準則的一系列標準，有些雖然隨著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的轉變而逐漸被剝落，但仍有部分價值取向如數學定理般嚴苛而真實地在生活中體現。中國人對部分禮儀矯情式的執著從春秋就開始，外交場合對話都是用詩經斷章取義，因此也難怪楚國君臣在最初的幾次出場中，都透著一幅初進大觀園的感覺。
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沒有宗教，是因為中國人在上古時代就將對自身理性的思考發揮至極致，需要由宗教樹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內省所代替。但如果這種內省太過偏執，就會產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樣被自身道德追求綁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條。直白地說，文明就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一個定義了我們思考與行為的時代，正是這種生活方式的源頭。酒自古就是拿來說事的最好手段，無論是正式場合還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飲，其中一個環節叫做“無算爵”，顧名思義就是敞開喝，但喝酒并不是都無節制，齊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陳敬仲時，二人喝得特別投緣，齊桓公主動要求晚上點上火把，接著來下半場，陳敬仲以來之前對晚上喝酒沒算卦委婉推辭。
讀了《左傳》后發現，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連國際關系都是深植在中國人血液中，現今國際社會中的諸多問題，在春秋時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單舉二例，晉文公踐土之盟前后的一次君臣對話中，晉國大夫就明確提出，作為霸主就應當成為其所代表的“國際秩序”的倡導者與維護者，應當積極地推行正當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國內政當然是實現這種目的的必要手段，晉國討伐齊國時，提出的議和條件就是將齊國國內的田壟由南北向改為東西向，以方便日后行軍。春秋時的大國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揚自身的價值體系，而小國則由于地緣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為大國割據的戰場。晉國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動蕩，上卿級別的官員變動頻繁，楚國利用這一時機頻繁北上，晉國國內局勢稍顯穩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國家開會，通過攻打雙方勢力交界處的陳、鄭二國打壓楚國崛起。最終，鄭國在短短的五年時間，逐年與晉、楚兩國講和，這種外交政策的頻繁轉向連鄭國當權者都找不到合理應對的方法。在一次面臨楚國進攻時，無奈到進行占卜，神靈的指示是全體當權者到太廟去哭并將戰車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衛國家的決心。
《左傳》不是一讀了之的碎片閱讀材料，不是談資的來源，它于我們是對政治的初窺，是對文化的理解，是對人性的發掘。最近為“一帶一路”會議造勢，有媒體采訪余秋雨、葛劍雄等學者，有人說春秋時代雖然產生了偉大的思想，但這種思想不足以讓我們走出絲綢之路，只有漢唐那種宏偉和包容才能容納如此的夢想。但這思想從不是那般無力，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可乎”，作為“身長九尺，人稱長人”的孔子可能覺得這是個坑，老頭直接就懟回去，“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所以，正是這個仿佛紛亂攪擾的時代構筑了漢唐最基礎的精神世界，也正是這種看似淡薄綿軟的黃老、儒法造就了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左傳讀后感三
宋朝時就已經把《左傳》列入“十三經”,是古代讀書人的必讀書目。《左傳》的文字與歷史記錄歷來為人推崇,我自己讀了之后,也覺著這種推崇是不無道理的。不過既然它是儒家的經典,那我們可以想見,它的許多觀點,肯定是符合儒家學說的。
我讀書功力不夠,現在第二次讀至“僖公二十四年”時,覺著《左傳》借助歷史至少體現了三個觀點,即,一、治國當以德為先,得民心者得國;二、善惡到頭終有報;三、天道已定,人不可違。這三點從我對儒家的了解來看,都是符合的。雖然貌似《左傳》作者沒有明說自己認可這三個觀點,但是《左傳》在借它所述的.二百多年的歷史事件及人物中,多次表述了這三點且基本貫穿于整本書。我簡單地從《左傳》的記述來表達一下我的看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貌似這是中國人最常掛在嘴邊的話。不過我覺著從歷史來看,得民心得天下不是完全對的。得民心者不一定能得天下,不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就會立馬便失天下。可能《左傳》的意思也不是認為這句話是無條件的正確,因為《左傳》中也有一些事情證明,不得民心不一定就失天下。
衛懿公好鶴雖然亡了國,但是他好鶴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衛國人不喜歡他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然而如果不是狄人打進來,他也不一定就亡國了。晉惠公對大臣刻薄寡恩,但是他雖在韓原一戰被秦國打敗以致被俘,但是最后也還是又被本國人設法給弄回國繼續做晉國國君了。衛懿公和晉惠公我覺著應該是那種不得民心的人了,我記著就連《左傳》中都記載了有人說晉惠公不得民心這種話。
“善惡到頭終有報”這種說法,我覺著是《左傳》中最為明顯的觀點。因為這個道理在我眼里很不靠譜,所以我在《左傳》中多次讀到這種表述就會印象更深。《左傳》在講到這點時,有時是與“得民心者得天下”配合著的。比如說,某人不得民心,他最終一定是失掉所有的東西的。至于其它例子也很多,不過我暫時記不清具體事例。“天意不可違”這種觀點,大概現在很少有人認可了,因為這種觀點其實本質上是承認命的。而現在人據我觀察,大部分都是認為“人定勝天”的。“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戰,宋襄公在表示要與楚國大戰一場前,有人就勸宋襄公說“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僖公二十三年”,晉重耳逃亡在楚國時,有人勸楚成王殺掉重耳,成王說“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其它例子還有很多。
這三種觀點,不從現在的角度看它對不對,單從《左傳》來看,會發現史事都基本上是一一印證了這三點的。所以,就算我們現在不認可它們,但是古人認可它們,我們也應該很能理解的。畢竟他們讀到的史書是反映了這些事的。
我現在印象很深的一點就是為什么古代有皇帝會追求長生不老。從我們現在人的角度考慮,人怎么可能會長生不老?那些皇帝是不是太無知了?但是《史記 封禪書》中有一段我覺著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件事。漢武帝曾問手下人說“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手下人回答說“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從此處可見,至少漢武帝是認為之前有人不死的。那黃帝既能不死,我漢武帝為什么不能呢?
史書的作用,在此處可以說是很完美地展現出來。一件事,當你在對它一無所知時,有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你不信也會信了。如果他有目的地把他想表達的表達給你,把他不想說的又不告訴你,你就會不自然地向著他的觀點靠攏,因為從他所說來看,他的表述確實是因果有據的。青蛙坐在井底,它當然只能看到井口的那一片天空。可怕的誤導就在此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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